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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益共同体，彼此都需要获得对方的支持。故在这十年间，理宗基本保持自我韬晦，不仅默许了史弥远的
专权，还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他的这一做法既保护了自己，又转移了臣僚对其即位合法性的质疑。他对
杨太后也表现的极为孝敬、恭顺。据他自言：“恭圣既【传正】御慈明，朕昏定晨省必严，每献飨景灵宫，出
告反面，必肃【礼仪】。机务余暇，必数请开宴，以致天下之养。内廷事，必先取【决】。中外文书，必先陈
白。”正因为有此难言之隐，其在朝堂上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①
正是在君主的视朝班次有所减少，临朝渊默的情况下，长期独相的史弥远利用宰相居于行政枢纽的
制度优势，又采取多种手段，使得中枢决策的实际中心转移至都堂，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中枢运作
机制。

二、权属一人：以宰相为中心的中枢政治运作

史弥远建立的有别常规的中枢运作机制，主要由以下几个层次构成。
（一）以宰相为中心的奏对与文书运行
奏对与文书是君臣交流信息，商议裁决政务的两种方式。两种方式的运转均以皇帝为中心，而史弥

远上台后则确立了自身的主导地位。首先，他沿用自孝宗以来的二府合班奏事制度，确保御前会议中不
会出现枢密院长官分班奏对，杜绝分权牵制的可能。由于宁宗、理宗一向临朝渊默，史料中保存的御前
会议非常少，但目前所见的少量事例都是两府大臣合班奏事。如嘉定二年（1209），许奕临时代替章颖出
任经筵官，“一日，宰执奏事，上迎谕曰：许奕进读极佳，其遂除之’”。又如嘉定十七年（1224）正月，“宰
‘
②
执奏事，宁宗忧形于色，历言竑溺女嬖、狎群小、傲诞淫亵数事”。宝庆二年（1226）八月，史弥远等上言，
③
请求将济王赵竑追降巴陵县公 。十一月，史弥远等进呈皇太后杨氏尊号为寿明一事 。以上均是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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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集体奏事，史弥远作为唯一的宰相，位阶最高，自然在决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奏事结束后，宰执一般会退
至都堂继续处理政事。如绍兴三年（1133）臣僚言：“今宰相兼知枢密院，系同班奏事，同堂治事。”枢密院
的边防、兵机等事，“如事体稍大，三省、密院官同议进呈，退，同批旨奉行”。绍兴四年（1134）六月，参知
政事也被允许同议军务边事，并规定所有的枢密院边防、兵机事，“令三省官通书检”。可见，二府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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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事、共同取旨后，枢密院所辖军务也需要两府大臣共同签押、“书检”。合班奏事、同堂治事的制度，有
利于兼听广纳，集合群智，做出更为准确有效的决策，同时对于宰相来说，可以保证自己的意志贯穿于奏
事、取旨、出令的全过程。故除了在秦桧去世后有所反复外，在秦桧专权期间和孝宗以后一直坚持实行。
而史弥远长期独相并兼任枢密使，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制度，使得自身在御前会议和中枢决策中发挥主导
作用。
奏对渠道之外，臣僚还可以章奏的形式上书皇帝，表达政见。史弥远则采用多种手段，使得文书通
进尽量多地集中到宰臣，而不是皇帝。其中最有效的做法是舍奏而用申。如魏了翁言：“自故相钳制中
外，事无大小，或用私书，或用申状，惟不得奏闻。” 王迈对宋理宗说：“郡国之文书，大率有申而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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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理宗御制丞相卫王神道碑》，见郑真辑：《四明文献集》，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题为十卷，实际不分卷。【】内的
字系根据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鄞县通志》第 4《文献志》戊编《金石·宋太师左丞相卫国忠献王（史弥远）神
道碑》补，1935—1951 年铅印本，第 2369 页。约园铅印本《四明文献》字句略不同，“开宴”作“请问用”，“中外文”作“宣外
之□”。感谢小林晃先生惠赠约园本扫描件。关于本书的整体研究见小林晃：《鄭真輯〈四明文献〉の史料価値とその編纂
目的―〈全宋文〉〈全元文〉補遺の試み》，《北大史学》第49期，2009年，第22—48页。
②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显谟阁直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许公奕神道碑》。
③④⑤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31，2613，2633，2634页。
⑥ 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7，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57页。
⑦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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