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孤本传奇《八义记》与明代“赵氏孤儿”改本戏文

富春堂本系统基础上有很大的改变，无论是篇幅还是文字甚至主旨都相差甚大，当应视为“新剧”。不仅
如此，继本和富本、汲本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本风格，分别对应不同的市场接受人群。富本是“时本”
之一种，它依据的底本是姑苏原版，而《古八义记考异》还提到另一种闽刻“时本”。也就是说，当时非常
流行的《赵氏孤儿记》之“时本”系统，至少包括京本（富本、世本）和闽本、苏本四种。从嘉靖至明末，剧坛
上“赵氏孤儿”戏曲最为流行的版本就是“时本”。时本最大的特点是剧情、人物最大程度保存了元代南
戏的原貌，文词古朴自然，且所宣扬“善恶有报”的思想极为契合民间观念，因此它对应的接受人群当是
社会中下阶层民众。当崇祯间汲本问世后，“时本”充斥剧坛的局面发生改变。汲本虽据富本改编但又
有所提高，同时参考继本，并对继本过于雅致的曲词予以俗化之改造，处于雅俗之间，故当它以《绣刻演
剧》单套或以《六十种曲》合刻形式发行，很快成为新的“时本”。相较之下，被继志斋主人陈邦泰推赏的
徐元《八义记》却流行范围有限，仅有专选北曲唱段的选本《万壑清音》卷 8录有《赵盾挺奸》一出。可见，
反映文人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徐本《八义记》在明代剧坛上流传并不广，它的刊刻很大程度反映出继
志斋主人陈邦泰的个体好恶和对书籍市场特定人群的独特定位。根据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金陵富春
堂、世德堂刊刻的《赵氏孤儿记》追求的是流行，锁定的是中下层民众 ；而“继志斋本和大部的汲古阁本，
①
则较多按着昆剧排场格律或其过渡形式的体制削定”，反映出明中晚期昆腔兴起的剧坛新动向。但二
②
者也有差别，汲本面向较广，可以满足喜爱昆腔的各个阶层群众阅读之用，而继本的文人气息更为浓厚，
它对应的当是更小众化的文人群体。
据上所述，四种明代“赵氏孤儿”改本可细分为富本（含世本）、继本和汲本三个相互关联但又有较大
区别的亚文本系统，它们皆当以独立的剧目编入《全明戏曲》这部总集之中。

结 语

综之，德国藏继志斋本《八义记》的再发现和回传，首先是增加了一部重要的明代“赵氏孤儿”改本戏
文。而其含蕴的丰盈文人色彩，使之在明代“赵氏孤儿”戏曲的文本群中呈现出卓然不群的姿态。因为
有了这部《八义记》的存在，“赵氏孤儿”戏文向传奇的演进脉络顿时清晰显现出来，让不同的明人改本的
形态和气质显得层次分明，所对应的受众人群和消费取向也浮出水面，成为学界考察明代书坊刻曲稿源
和风格的重要参照文本。
在此意义上，对徐元《八义记》的重新审视，实际引出考察明人改本戏文的新视角：改本虽以宋元或
明初的南戏为祖本，但在剧本编改的过程中凝聚着改定者的个体生命体验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新的文本
形态和精神气质催生全新的剧目身份。反言之，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戏曲文本的生成，也意味着它关联
着作者、演者、刊者、读者等不同人群，这些人群对改本的“影响”汇聚起来，就是那个时代的戏曲潮流。
因此，尽管徐本《八义记》的回传在书籍环流史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但将之放置于明代南戏传
播与演进的历史语境中考量，其价值已远溢出“再发现”的事件本身，而获得更加丰富而深远的戏曲史和
学术史意义。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仝广秀】

① 例如，万历中晚期弋阳腔及青阳腔滚调时兴起来，这两个书坊又刊刻了大量的此类曲本。参马华祥：《明代弋阳
腔传奇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4—175页。

② 孙崇涛：《明人改本戏文通论》，《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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