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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现象 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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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曾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乃至国际理论界“人的消失”过程进行过细致的梳理与反思。他指
出，中国传统史学以纪传体为主体，将历史变动的原因归于“人”。20世纪以来的新史学思潮，则突出强
调了律则性的“非个性历史力量”（impersonalforce）。“这些力量可以是经济的、社会的、心态的，也可以是

结构的、长程的，不一而足。”它们“倾向于看轻个人、看轻思想与意志的作用，而且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愈
能朝这些新方向努力的著作，往往愈能得到史学界的认可。吊诡的是，一部宣称是为了没有历史的人而
写的杰作，其结果竟然是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反思之后，王汎森提出的应对之策既不是返回传统，也
不是拥抱新潮，而是各取其长，“将‘人’与这种非个性历史力量交织在一起考虑”。以“结构”与“人”的关
‘
系为例，应将人有机地嵌入结构性历史因素之中，追问“在结构强而有力的时代，人’的角色与作用是什
么？个人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个人如何与结构互动（interplay）？个人如何在结构中运作？史家
仍应积极客观，尽其在我地重新评估‘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与作用”。王汎森的对策中肯合理，与陈寅恪
的“心史”研究十分吻合。
江湄指出，陈寅恪的史学“实现了中国史学传统和科学史学的绾合贯通”。她把陈氏论著中经常出
现的“知人论世、读诗治史”视为其治学的方法论，并阐释道：“所谓‘论世’，是指剖析‘时势’，即一定时空
条件下由人群分合所构成的结构—动力关系；在论世的基础上‘知人’，则必读其诗，陈寅恪的‘以诗证
史’，能深入历史人物幽微的心灵世界，达到精神史的层次。”联系陈氏治学历程来看，其前期的《唐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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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述论稿》等论著，虽亦落脚于具体的人，但更偏重“历史的结构—动力关系”之掘发，是他所称的“政

治及社会史”（《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而后期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论著，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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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从事制度、礼俗、事件等“历史的结构—动力关系”还原考证，但目的是理解和揭示历史人物的心灵
世界，故他自称为“述事言情”“亦文亦史”（《柳如是别传》稿竟说偈） ，也就是说，在究“心”的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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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现了“诗”（文学）与“史”（历史）的高度融合，而不是前期有着主次分别的“诗史互证”。对于后者，
余英时曾感慨地说：“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
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
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
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这实在是陈寅恪的一大创获，也是他昭示给后人的无穷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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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云：“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
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又引钱谦益《复遵王书》云：“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

曲，以俟百世。”点明著述宗旨是为历史人物“发皇心曲”，使其“孤怀遗恨”从“当时迂腐者”之“深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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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轻薄者”之“厚诬”中显白出来，正所谓“著书今与洗烦冤”。而陈寅恪之所以采取笺释诗篇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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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体例，也是因为诗歌具有“善传心曲”的文体特性。他通过科学、严谨的考据，重建了一个“有血有泪”
“充满着生命和情感”的人间世界，“他使明清的‘兴亡遗事’复活了，其中每一个重要的主角都好像重现
在我们的眼前一样。他们的喜、怒、哀、乐，以至虚荣、妒忌、轻薄、负心等等心理状态，我们都好像能直接

① 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 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
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4—350页。文中凡引王氏观点皆见此文，不再另行出注。
② 江湄：《人心与世局：陈寅恪的“新”史学》，《读书》2021年第5期。
③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14页。
④⑥⑦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柳如是别传》，第1308，4、12，4页。
⑤ ［美］余英时：《书成自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41页。
⑧ 陈寅恪：《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
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之二，《陈寅恪文集·柳如是别传》，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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