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天地间集》：赵宋遗民的另一部“心史”

一用的镇痛剂，而不会成为家常便饭。比如，参禅问道在遗民群体中颇为流行，但祝发、受箓者甚少。即
使那些做了道士、和尚的遗民，如汪元量、马臻等，也难以全然放下，不过是在“以忠孝作佛事”、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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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整体结果而言，遗民借非常态言行表达的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反思、质疑，非但不会颠覆儒家伦理
纲常，反而缓解了其对践履者生命与天性的压抑，让他们在心灵得到片刻休憩之后，更加坦然、平和、坚
定地抗节守义，这实际上最终维护和巩固了儒家伦理纲常。文天祥即是在佛道思想的助力下勘破生死、
从容就义，成为儒家千古仪刑的。其《七月二日大雨歌》云：“百年一大梦，所历皆黄粱。死生已勘破，身
世如遗忘。”《还狱》亦曰：“人生如空花，随风任飘浮。哲人贵知命，乐天复何求！”为此，后人感慨地称赞
道：“宋方其亡，而纲常不亡也。”
②

五、坚守与忧惧：与时间抗争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作为个体人生信仰、保障社会和谐。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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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人特别看重道德践履之气节。而所谓“气节”，从肯定方面看，指每个道德主体对心中道德理想
（或原则）的一种坚守；从否定方面看，则是对所有不合价值理想的外在压力之抗拒。气节与仁、义、礼、

智、信等道德理想不同，它并非道德理想的内容，而是对所有道德理想的坚守 。气节是已觉醒的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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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格的集中表现，常被视为人物评价的根本标准。由于中国文化整体的入世倾向，君臣之际很早就
成为人们谈论气节的重点。春秋时期，原始儒家认为“道”高于一切，君主只有“行道”，士人才出仕。在
君臣关系中，儒家以主体自居，主张在“行道”的前提下，以“礼”维系。《论语·先进》：“以道事君，不可则
止。”同书《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家所谓“忠”，是对一种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
底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不管是臣下还是君主，都应
该如此。战国时期，随着君主权力的加强与士阶层的分化，《墨子》首次出现“忠臣”一词 ，《韩非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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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更是对“忠臣”做了规定性阐释：“专心于事主”，“不危其君”。由此，“忠”转化为臣下对君主必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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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义务，成为一种外向的名分行为的表现；忠于君就是忠于“道”，不管这君是什么样的君，即使桀、纣，
也要忠于。两汉时期，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者试图把法家“忠臣”观念儒化，提出了“三纲六纪”之说，但
没有解决易代之际士人究竟是听从天命转移还是死守臣节的问题。从秦汉到五代，士人对君臣关系的
主流看法大体和原始儒家一致，即主张“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言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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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仕，不用则去，保身全行，臣之节也”。这在政治实践上表现为：改朝换代几乎都是由权臣篡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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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了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将“三纲五常”视为“天理”之“流行”，要求臣子“忠以事君，完始终之
大节”。这样，君臣关系完全秩序化，“为主殉死”“不事二主”成为人臣的绝对义务，“忠节”也成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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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78页。
② 方万山：《重刻叠山谢先生文集序》，祝尚书编：《宋集序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83页。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④ 陈刚：《论气节——中华气节观的意蕴、内涵与作用》，《学海》2009年第1期。
⑤ 如《墨子·非攻中》：“忠臣不以食其君。”（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03页）
⑥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68、467页。
⑦ 《孔子家语·弟子行》，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144页。
⑧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司马贞索隐引王肃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10页。
⑨ 程颐：《为家君祭韩康公文》，《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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