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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其中强调的是“迹异而心则同”，即将汪元量作为遗民的条件并不看他是否出仕过元朝，而是根据其
与方凤、谢翱、龚开等相同的心迹。按此标准，遗民的范围则大有扩展。如萧启庆先生文中的边缘型便
是指：“其人政治态度模棱两可，虽然忠于宋室，却不排斥元朝统治，亦不避讳与北人为友。而且政治行
为前后不一，或是先归隐山林，而后出仕元朝；或是归顺元朝，却又罢官归田，并不失遗民情操。”方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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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指出，“仅仅以是否出仕新朝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失之笼统和武断的”，判断遗民的重要标准应当
是如汪元量对前朝的“忠孝”之心。“那些为故宋所遗，虽未出仕而心存干进、献媚新朝者，却必斥之于遗
民之外。”故认为那些出任山长、教谕、教授、学正等学官的南宋遗留士人，并不妨害其仍作为遗民的本质
属性。可见，在对遗民的具体认定和研究中，多数人采用的是一个泛概念，而其中判断遗民的重要标准
并非教条地是否入仕之行迹，而是其“心迹”。既然以“心迹”作为判断南宋遗民的标准，有一重要人物的
情况便不得不辨，此便是琴人毛敏仲。
毛敏仲，名逊，以字行，又被称作“毛仲翁”，三衢（今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和柯城区）人，生卒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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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主要事迹见于宋末元初。其一生创作大量琴曲。初习“江西谱”，后师从刘志芳学习郭楚望谱，被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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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戚杨缵延为门客，与徐天民等共同编纂《紫霞洞谱》13卷。元灭南宋之后，毛敏仲赴大都，而以琴艺
受知宰执，被推荐给元世祖，但未及谒见，不幸客死于馆舍。毛敏仲入元不仅与汪元量经历相似，而且二
人交往密切。汪元量既然能被视为遗民，毛敏仲亦不例外。如明人杨抡《真传正宗琴谱·樵歌》（1589）
称：“（毛敏仲）公遂耻事胡元，隐迹崖壑，意欲与文天祥公同一输忠见赤，遂作此曲，以招同志者。” 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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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长庚在其著《律话》（1833）解说当时相传毛氏琴曲的《佩兰》云：“此操从师授谱以来，音留于耳，声发于
手，而毛公之忠义，又时往来于胸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但近代琴家查阜西先生对此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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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批评毛敏仲曰：“毛敏仲何如人耶？作为知识分子，一民族叛徒耳；作为音乐家，一剽窃自私之小人
耳。”又云：“毛之人格真成问题矣。”这一认识，被一些学者所接受 。查先生有此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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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三首）诗意及毛敏仲所作《禹会涂山》《樵歌》作曲背景之理解。对此，早川太
基予以辩驳。早川氏不仅对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诗的出典进行一一追溯，对其中用意加以辨明，
而且对《禹会涂山》《樵歌》作曲背景作出深入分析，认为汪元量此三首诗并无讽刺之意，而是表达对毛敏
仲的怜惜与宽慰；毛敏仲也是被元人所逼，不得已而赴大都的可能性较大。而两首琴曲之创作，亦正如
孔子避季氏而去鲁时，自作琴歌《龟山操》，以及嵇康临刑弹奏题为《太平引》琴曲，实为反讽之意。查先
生对相关文献多有误读和曲解 。笔者赞同早川氏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毛敏仲是与汪元量具有同样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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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宋遗民。
然而，以心迹作为确定遗民身份的标识亦是难以明晰的，一些不被当做遗民的人亦有的表露出和遗

① 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历史月刊》第99期，1996年4月。
② 关于毛敏仲与毛仲翁，琴学文献中有的记作两人，据日本学者早川太基考证，毛敏仲即毛仲翁，详见氏著《“养心
之曲”——南宋毛敏仲在琴史中的地位》（《第三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历史学系，2013 年 11 月）。
关于毛敏仲即毛仲翁之考证，又见杨天星《琴人毛敏仲考》（《人民音乐》2017年第 4期），但该文后出，未见征引早川氏文，
且史料和论证之细致，不如早川氏文。
③ 王风：《南宋浙派古琴源流并及琴曲〈秋鸿〉作者考辨》一文认为：“徐宇（天民）约生于嘉定十年（1217），徐理生于
绍定元年（1228），毛逊大概介于其间。”《琴学存稿：王风古琴论说杂集》，第48页。
④ （明）杨抡：《真传正宗琴谱》，载《琴曲集成》第7册，第98页。
⑤ （清）戴长庚：《律话·佩兰释》，载《琴曲集成》第21册，第403页。

⑥ 查阜西：《再谈毛敏仲》（1960）、《毛敏仲之人格问题》（1959），分别见《查阜西琴学文萃》，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1995年，第190、153页。
⑦ 许健：《琴史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 159页。章华英：《宋代古琴音乐研究》，第 343—346页。严晓星：
《〈观光〉解题发微》，载《七弦古意——古琴历史与文献丛考》，北京：故宫出版社，013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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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详见［日］早川太基：《“养心之曲”——南宋毛敏仲在琴史中的地位》，《第三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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