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人性与方法

就此而言，胡塞尔对伦理生活和人性的论述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对于现象学动机的理解。此前所谈
及的动机——无论是塑造一种科学的哲学形态还是通过哲学来回应时代的精神危机——由此成了内在
动机。换言之，真正的哲学攸关时代与生活，这并不是为了从外部为我们的精神状况寻求良药；对于胡
塞尔而言，素朴的生活本身就有着对自身的关切，对至高理想的向往，以及对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感应。
一旦将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视作自我超越的奋进道路上的两个阶段，那么，现象学的开端——处在自
然态度的素朴性中的人们何以抽身离开——便不再是一个悖论。现象学的态度并不构成自然态度的对
立面或与后者的决裂，反而可以被理解为力求走出素朴性、从而令自己置于批判之下的自然态度。我们
需要现象学的态度和哲学来回应精神危机，这无非是因为它体现了人性的自我更新的力量。
胡塞尔把如此这般处在更新之理念下的伦理生活称为“作为方法的生活”（ein Leben der Methode）：
“真正的人的生活，在无尽的自我教育中的生活，即是‘作为方法的生活’，通往理想人性的方法。”就其
①
必然关联着起点与终点，“方法”展示了一种居间的、尚未抵达的状态。但正如胡塞尔所竭力表明的，这
一居间性不仅是未完成，更是出于意愿地、自由地自我超越。方法是唯有理性的人才能展开的现象。更
为重要的是，在现象学视角下，“方法”是目标对象的某种不可越过的本质性的展开过程或通达方式。胡
塞尔将明见的体验视作通达世界的方法，是世界显现自身的样式；同样，作为方法的伦理生活则是无限
完满与绝对价值展开与实现自身的样式。澄澈的真理、普遍的善、完满的人生、极致的满足等等，并非孤
悬在某处的实在，也非个别主体纯粹主观的投射，而是只在伦理生活的践行中才得以如此这般显现。它
们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观念，而是在每一次努力、每一个抉择中作为准则、命令规约着人们的行动。
我们由此可以在双重意义上理解“方法”。就方法指向终点并保持与后者的距离而言，方法的践行
者总是有限的，他以无限为其标尺衡量自身。胡塞尔哲学的目的论面向便是以此展开的。现象学总是
在途中，朝向一门彻底的、为自身奠基的科学。但“方法”在第二重意义上却是积极的，它是目标对象得
以呈现自身的无可替代的独特方式。思考“方法”的问题即是思考对象就其本质而言如何显现自身，如
何具有其别具一格的存在样式。对这一意义上的“方法”的把捉似乎构成了现象学传统的某种共识。我
们可以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列维纳斯等哲学家的思想中找到截然对立的主张、各自
感兴趣的问题域、所宣称的不同的现象学样式，但或许能够将他们统一起来的是对于“方法”无一例外的
关注：这不仅在于对现象学工作进程的反思，一种为己辩护的努力，也在宽泛意义上在于对现象自身显
现之方式的探究。

结 语

综上所述，现象学的动机首先在于建立一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它基于确然的明见体验并能够为
自身奠基。这一动机体现在从笛卡尔思想走向现象学的道路中。而胡塞尔的这一哲学理想又进一步基
于哲学与生活的内在关联，真正的哲学能够为生活提供意义与方向，它虔敬地指向了永不失落的价值。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从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既不是对笛卡尔式道路的舍弃，也非
全然独立于后者；换言之，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返归以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是同一工作的两个面向，它们
进而奠基在人类别具一格的伦理生活之本质结构中，后者作为通往理想人性的方法或道路，昭示出终极
的意义与价值，并且展现为在自我关怀中以此极限为锚的奋进的人生。在胡塞尔看来，这一伦理生活不
仅必然是可能的，同时也是某种典范，它示例于真正的哲学家的生命中。现象学也由此展开了其作为伦
理学的一面，它把伦理作为最源初的、根基性的领域，作为一切绝对价值——包括哲学和科学所尊崇的
价值——显现的来源及场所，哲学在其中成就自身，并以显明与守护它为己任。

【责任编辑：仝广秀；责任校对：仝广秀，张慕华】

① 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22-1937），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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