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8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人性与方法

哲学文献；并非相对立的理论之间真诚严肃的辩论——它们虽然处在论争中但却传达着内在的联系、其
在基本信念上的共通性以及对一门真正哲学的不可动摇的信仰——而是流于表面的援引和批评，而非
真诚的共—思与为彼此而思。”在胡塞尔看来，一门得到彻底的奠基、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哲学既是“个人
①
的事务”，又必须在哲学共同体中完成。一方面，哲学之为个人的事务，乃是在于每一位严肃真诚的哲学
家都必须如笛卡尔那般自始至终凭借个人明见的体验获得知识。通达真理的方式与真理是什么彼此关
联且同等重要。哲学家的使命便在于以哲学的方法确保真理在明见的体验中向人们显现自身。另一方

面，虽然哲学对于每一位哲学家而言首先是一条独行的道路，但它并非哲学家的一己之见。哲学的真理
若要超越个别哲学家的视野而获得普遍性和客观有效性，就必须能够在共同体中经受批判。如同普遍
本质在一系列相异又相近的个别对象中显现为共同的形式，哲学的真理同样在个别哲学家的理论中呈
现为普遍的思想。若将这两方面统括起来，那么，在胡塞尔看来，唯有在哲学家个体负责、自主的态度下
获得的洞见才能够在共同体中变得有价值，从而最终揭示普遍真理。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胡塞尔持有的这一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理想仅仅来自一种理论的兴趣吗？
为什么要进行哲学思考，为什么要让哲学成为一门彻底的、获得最终奠基的学问？哲学何为的问题进而
把我们引向胡塞尔现象学更深层的动机，即对于某种理想生活的追求。正是对这一层动机的思考令人
意识到，现象学还原的目标并不只在于理论地揭示自然态度下生活世界得以构建起来的结构形式和可
能性条件，同时也在于推动一种可能的实践层面的改变。或者说，这一对先验维度的理论性揭示，指向
了伦理和文化生活的更新。
除了不满同时代的哲学处境，胡塞尔也在《危机》中表达了对整个日常以及科学世界的担忧。或者
更确切地说，日常生活与科学的危机也同时是哲学的危机。这一危机在于，自然生活、科学与哲学不再
紧密相联为一个整体。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哲学为诸多分支科学提供基础并与科学一道塑造人
们的生活形态，哲学回应着一切科学和生活的意义追问，那么胡塞尔在彼时的时代精神中所看到的是一
种整体的瓦解和割裂。生活、科学与哲学成了彼此关联甚微的领域。一方面，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现代
科学失去了与其意义来源——即生活世界——的联系，近代实证科学的发展一再将自然数学化和理念
化，以至于“这件‘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指示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
的存有，而这种方法本来是为了在无限进步的过程中用科学的预言来改进原先在生活世界实际被经验
到和可被经验到的领域中唯一可能的粗略的预言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由此，“自然”失去了其与
②
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意义，而成了“自然主义”的。另一方面，哲学也丧失了作为普遍科学的奠基性意
义。在胡塞尔看来，对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

信仰的崩溃相关，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
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此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我们将
③
更清楚地看到，哲学与人性的关联何以为这一系列信仰提供支撑，哲学对真理的追寻在最深刻的意义上
是人性对自身的关切，是摆脱虚无主义时代的解药。
胡塞尔深信，哲学实践是回应和改变这一时代危机状况的恰当方式。然而，正如他在一战之后写给
学生梅青格（Metzger）的信中所写的，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清晰地认识到，他的任务绝不是给出政治上
的建议或产生政治影响，不是成为领导人民走向“有福生活”的领袖，而是做一名“科学的哲学家”，把文
化更新或改革的可能性作为哲学论题来思考 。正是这一向生活世界的回返，构成了现象学从自然态
④

① Edmund Husserl，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p. 7.
②③ 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p. 51，11.
④ 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11-1921），ed. by T. Nenon，H. R. Sepp，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1987，p. XXXII. 中译本参考倪梁康译：《文章与讲演1911—192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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