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为卑摩罗叉补译，而非罗什原本所有 。当然罗叉也确实对前五十八卷的分卷有调整。
①
但罗叉所做的并不仅此。罗什传称罗什的十诵译本“文烦未善”，因罗什去世而未及删治，《祐录》在
提起罗叉的工作时也称他是“重校《十诵》律本”，经他校后“名品遂正”，可以想见罗叉对罗什译稿的文字
也做了改动。《祐录》说卑摩罗叉校定的版本“至今相传”，现在我们看到的藏经本皆为六十一卷本，和卑
摩罗叉改定之后的卷数相合，应该都是经卑摩罗叉改定之本，虽然现在藏经本中的《十诵律》前五十八卷
仍署名是弗若多罗共罗什译，但实际上已经不是罗什译本的原貌。

五、《十诵律》六朝写卷之文本定位──鸠摩罗什原译《十诵律》

通过上节的介绍，我们知道在《十诵律》的翻译过程中，卑摩罗叉曾对罗什的译稿做了大的改动，再
结合上述几件敦煌写本与藏经本文本的异同，对于这几件敦煌本的文本来源，应该只有一种可能，即它
们就是未经卑摩罗叉改定的《十诵律》旧本，也就是鸠摩罗什的译稿。平川彰在讨论 S. 797 的短文中已
经点明这一点，他称这个本子为较原始的草稿，现在的藏经本则经罗什与罗叉的校定 。但从前面的翻
②
译过程看，罗什完成了翻译的工作，并未参与校改，改动文本最关键的人物还是罗叉。因此，在这个意义
上，这几个写本就变得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罗什生前所译且未经改定的译稿，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的翻
译有重要的价値，新旧本的文本差异，也使我们对六朝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当然，就
如同当时的翻译都是多人合作完成，罗叉的校定当也不是由他一人完成，尤其考虑到校定之后的文本文
意顺畅，更胜旧本，定然少不了中国僧人的参与。
在确定了敦煌本的性质之后，我们再深入地看一看它和藏经本之间的异同。首先是分卷。七法的
衣法，目前能见到唐代以后的所有藏经本均分为两卷，而 S. 797和 S. 6661不分卷，这与所有的藏经本均
不同，还有 S. 751的分卷也很特别。卑摩罗叉在校定律本时对《十诵律》分卷有开合，这几个敦煌本的分
卷所反映的可能正是鸠摩罗什译稿的分卷。

其次是文本内容的异同。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卑摩罗叉对罗什等人所译草稿的校定，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即分卷、字词、语序的改动，对重复文句的不同处理方式及文意的改动。而之所以罗叉的校改动
作如此大，除了罗什译本本身不完善之外，可能罗叉在校改时并不仅只面对罗什等人翻译的汉文译本，
还依据他自己所熟习的梵本或胡本，对罗什译本的内容做了很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敦煌本与藏经本所
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系统的梵（胡）本。
之所以有这种推测，可以从两个文本的内容差异上看出一些端倪。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藏经本
相对敦煌本，在处理文本中的重复内容时，态度并不是一贯的。在一些地方，藏经本对敦煌本保留的重
复内容做了删减，而有些地方，又将敦煌本删改的重复内容补足，并不是一味地删减或补足。罗叉对罗
什旧本重复内容态度的不一贯，可能正是因为他在校定时并非只面对罗什等人的中译本，还参考了自己
熟习的梵（胡）本。罗叉所依据的底本，对这些重复内容的处理与罗什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有不同，他在
校定时也根据自己所知的底本对译稿文字做了相应的改动。佛典在从口头记诵向书写传统转变时，以
往为了方便记诵而不断重复的内容，就成为书写的负担，因而开始出现缩略的情况。诺曼曾提到梵巴佛
教经典在书写时常以 pe 或 la 等字指代重复内容 。在吉尔吉特发现的梵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的
③
《药事》（Bhaiṣajyavastu）中，有“广如《长阿含•六经集•大善见经》说”（vistareṇa Mahāsudarśanasūtre

① 前辈学者如平川彰也认为“毗尼诵”乃罗什译本本有，非罗叉补译，且举日本圣语藏本为证（平川彰『律 の研
究』，第121—131页），但其观点不足据。
② 平川彰：「敦煌寫本十誦律の草稿訳と敦煌への伝播」，载『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1963年，第545—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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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诺曼：《佛教文献学十讲》，第106页。据诺曼的说法，pe、a本身为巴利文peyyāla（梵文：paryāya）的缩写，意为“格
式化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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