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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dīrghāgame ṣaṭsūtrakanipāte）的语句，这也是省略与他经内容重复的一种方法 。《十诵律》的梵本在写定
①
的时候定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些重复内容。但是一个佛教经典文本在写定之后，由于其作为佛
教经典的神圣性，文本内容会逐渐固定下来，而后世的僧徒在阅读传承的过程中对经典文本的改动是非
常谨慎的 。
②
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常根据汉语的语言习惯，对胡（梵）本进行删改，到东晋道安时期，他和其他一
些译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道安认为翻译应该尽量保持原文的特色，并据此提出“五失本”、“三不易”
的翻译原则。“五失本”中，后三条均是针对梵文喜重复、繁复的特点而言 。船山彻认为道安的“五失本”
③
是认可对佛经做出这五种改动 ，横超慧日则认为道安并不是认可或禁止这五种行为，而是在不得已的
④
情况下做出的一些妥协 。结合道安自己其他的文字，横超的解释可能更为合理。在不知作者的《僧伽
⑤
罗刹集经后记》中，提到竺佛念在翻译时“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烦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许其五失胡
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观其文意，虽然许其五失胡本，但对竺佛念删减文句的行为道安也是深疾之
⑥
的，显然对于“五失本”他并不是无条件允许的。《鞞婆沙序》中，他也赞同赵政的看法，认为佛经翻译应该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显然道安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翻译应该尽可能的
⑦
保持原文的内容，只有万不得已时可以做一些变动。
而戒律文本因其性质又特殊于一般的佛教经典，在传承过程中内容的准确与完整更受僧人重视，文
字的改动也更加谨慎。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对于戒本的翻译就有如下的议论：
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
之。而今侍戒规矩与同，犹如合符，出门应辙也。然后乃知淡乎无味，乃真道味也。而嫌其丁宁，文
多反复，称即命慧常，令斥重去复。常乃避席谓：“大不宜尔。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
举止也。戒乃径广长舌相三达心制，八辈圣士珍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外国持
律，其事实尔。此土《尚书》及与《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祇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
戒，圣贤所贵，而可改之以从方言乎？恐失四依不严之教也。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
之士犹或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于是案胡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 ⑧
道安接受慧常的意见，坚持戒本的翻译要尽可能忠实原文，重复内容也要一并照翻，“唯有言倒，时
从顺耳”。回到《十诵律》，无论是鸠摩罗什翻译还是卑摩罗叉校定时，应该也是坚持这样的原则，不敢轻
易对文本内容做出改动。敦煌本和藏经本对于重复内容的删略，应该不是他们私自为之，而是底本本来
如此。二本对重复内容处理的不一致，是由于他们所依据底本的不同造成的。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卑摩罗叉在校改时，对某些重复内容会删减，而对另一些则是补全，增补必然需要有原文作为依据。部
分地方经改动后文意也发生了变化，当也是底本的差异所致。封兴伯（Oskar Von Hinüber）在比较一个

① 刘震：《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② T. W. Rhys Davids 在 1883 年撰写的巴利圣典协会报告中提到，Oldenberg 在处理 Vinaya 文本以及 Morris 在处理
Aṅguttara 文本时，“当某些词不断重复时，只给出它们的首字母”。这引起了锡兰（Ceylon）读者的抗议（JPTS，1883（I），
pp. vi-vii）。
③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
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
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0页）

④ 船山徹：『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第118頁。
⑤ 横超慧日：「中國佛教初期の翻譯論」，载横超氏著『中國佛教の研究』（第一），京都：法藏館，1958 年，第 219—
255頁。
⑥⑦ 《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75，382页。
⑧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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