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根据笔者个人的粗略统计，目前分藏于各处的敦煌写本中，《十诵律》各卷的写本共有 20 个左右。本文
择取其中的三件，S. 797、S. 6661、BD03375，作为重点的讨论对象。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这三件写本，是
因为它们的文本结构和文本内容与其他写本以及唐宋以后的藏经本相比均有很多独特之处，对于我们
了解《十诵律》的翻译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传播，有重要价值。

为斯坦因所获、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 S. 797，在敦煌写本的研究史上一直不乏关注 。写本正反两
①
面书写，一面内容为十诵律，卷首残，卷尾全，存 567行。尾部有尾题“第七卷”，尾题下有题记“比（丘）德
祐书 一校竟”。原写本在校勘时曾增补大量内容，以小字书于行间。
写本背面为比丘戒经，戒经条文后接七佛偈 ，偈语后为受岁羯磨文。之后有比丘德祐所书之题记：
②
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祐于敦煌城南受具戒，和上僧法性，戒师宝慧，教
师惠颖。/时同戒场者，道辅、惠御等十二人。到夏安居写。到 戒讽之，趣成，具【拙】字而/已。手
③
拙用愧，见者但念其义，莫笑其字也。故记之。 ④
从题记内容看，该戒本是敦煌比丘德祐受戒时所书，所以戒本后还附有受岁羯磨文，整个写本正反
映了当时受戒之仪式。由题记可知，此戒经写于西凉建初二年，即公元 406 年 。抄写者比丘德祐与背
⑤
面《十诵律》的抄写者德祐当为一人，这件写本最初应当是德祐的私人物品。戒经写于建初二年，《十诵
律》当也写于此年前后。带有“建初元年”的题记使它被认为是敦煌藏经洞中有确切纪年的最早佛教写
本，所以备受学者的关注 。但是就写本内容，除了平川彰的一篇短文 ，目前关注的尚少。
⑦
⑥
从下文可知，无论是分卷形式还是文本内容，此写本正面的《十诵律》，均与目前所见的各种刊本藏
经所收录的《十诵律》有很大不同。无独有偶，在敦煌本中，S. 797并不是孤例。在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献
中，还有另一件与 S. 797 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写本 S. 6661 。该写卷首残尾全，存 513 行。文本有校勘
⑧
的痕迹，校勘时增补了大量的文字，写于行间。卷末有尾题及题记：“衣法第七（已二校）僧灵寂 僧弘文
僧腾。”该写本内容与 S. 797基本完全一样，甚至连写本校勘时所增补的内容大部分都能对应，可知二个

① 图版可参见方广锠、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4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第1—40页。
② 此戒经内容与今各大藏经收录之十诵戒本有很大的不同。偈语文字亦如是。前六佛之偈语，与《增一阿含经》
卷四十四“十事品”中过去六佛之偈语文句基本一样，第七佛释迦文佛则与《增一阿含经》及藏经本所收十诵戒本均不同。
显然此戒本为十诵戒本之一新版本。从题记可知其译出年代当在藏经本《十诵》戒本之前，但具体的来龙去脉尚无深入
的研究。方广锠在该写本的“条记目录”中称它可能是昙摩持共竺佛念译本，但尚缺乏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戒本中
的部分条文与《十诵》戒本并不相合，而与唐代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相合。

③ 到：疑为“对”之讹误。
④ 题记录文可参见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 80頁。此处
标点有调整。写本于方括号内的“拙”字处有删除符。
⑤ 以往学者均将此写本的年代定为 405 年。方广锠在该件写本的条记目录中首次对该写本的年代做出了修正。
他指出，题记中虽提及建初元年，但那是德祐等人受戒的时间，题记实际写于受戒之后的夏安居，即建初二年。
⑥ 矢吹庆辉在《鸣沙余韵》（解说篇）首次提到这是斯坦因搜集写本中有纪年佛典写本中最早的一件（京都：临川书
店，1980 年，第 123 页），之后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也都将它作为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写本加以介绍。不过现存佛经写本中，
有甘露元年《譬喻经》及麟嘉五年（393）《维摩诘经》，但目前学界认为这里的甘露可能是高昌年号，而非前秦甘露元年
（359）（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47 页），池田温则认为麟嘉五年的《维摩诘经》可能
出自吐鲁番，而非敦煌（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 102—103页）。所以
目前可以确认的有纪年的最早敦煌佛经写本仍然为S. 797。
⑦ 平川彰：「敦煌寫本十誦律の草稿訳と敦煌への伝播」，载『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東京：岩井博士古稀記念
事業會，1963年，第545—551頁。

⑧ 图版参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4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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