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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来称谓“全球华人共同语”，需要语言生活和学术实践逐渐给出答案。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全球华人共同语”。如果认为华语与普通话只是“异名同实”，当然就可用
“普通话”的定义。但如果有“大华语、华语群、全球华语”的意识，像刁晏斌（2018，P27）所描绘的“全球
华语构成图”那样，“全球华语”包括“普通话、国语、华语”，其中，普通话含“地方普通话”，国语含“台湾国
语、香港国语、澳门国语”，华语有“欧洲华语、新加坡华语”等，“全球华人共同语”就需要另外定义。陆俭
明（200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
汉民族共同语”，10 年后陆先生（2015）又将“汉民族共同语”修改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郭熙曾多次
修改他关于“华人共同语”的内涵，2004年说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郭熙，2004），之后将“标准”
修改为“核心”（郭熙，2006），之后又把“核心”修改为“基础”（2010）。《全球华语词典》（2010）根据陆俭明、
郭熙等人的研究，把“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标准—核心—基础”的斟
酌，就是在校准普通话在全球华人共同语中的地位，体现陆俭明所强调的“弹性”和“宽容度”。李泉
（2015）把“大华语”定义为“以现代汉语通用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发展和规范方向、通行于世界各地的
华人共同语。包括大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海外各地华人社区的汉语等”。
这大致与前面所谈相近，只是更加强调了普通话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不仅重视普通话在华语（大华语）中的作用，而且也逐渐重视 1949 年之前的
国语及之后的台湾国语在华语（大华语）的历史、现实及未来的作用。2016 年，《全球华语大词典》吸收
学界研究成果，进一步认为“大华语”是“新老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而覆盖全球
的，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刁晏斌（2015）对“全球华语”的定义是“以传统
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把“国语”放入“全球华人共同语”的定义中，是认识的一
种深化，是认识到了汉民族共同语“再整合”的新趋势，也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目前，学界对“全球华
人共同语”外延及内涵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

四、汉语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语言角色

前面所谈，都是中国本土的汉语及作为母语的汉语（华语、海外方言），但汉语早就超越国界作为非
母语的角色发挥作用。早在秦汉之时，汉语就传到越南故地交趾，汉唐之时，汉语就传到朝鲜半岛和日
本，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汉语汉字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的“语言角色”是特殊的多样的，李宇
明（2018a）曾就此进行过专门讨论，陆锡兴（2002）从汉字传播的角度研究过汉字和汉语书面语在日本、
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使用情况。
（一）历史语言、辅助语言
在历史上，这些国家曾经使用汉语书面语作为其正式书面语，产生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就此而言，
汉语是它们的“历史语言”。
1895 年之前，朝鲜半岛长期以经学教授贵族子弟，长期使用汉语作为书面语。788 年，新罗国公布
了“以经学取士”的方法，之后还遣送大批子弟来大唐留学、做官。为让汉字更好地记录朝鲜语，据说被
誉为“新罗十贤”之一的薛聪（645—701）创制了“吏读”，把一些汉字作为表音符号（有时兼借汉字的意
义）使用。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与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桓等一批集贤殿人士，总结汉字在朝鲜的
使用情况及吏读经验，于 1443年 12月创制出谚文，3年后以《训民正音》正式颁布。此后，朝鲜汉谚两种
文字并用，到 1895 年，朝鲜的国家法律文书等才一律改作夹带汉字的文本，取代了完全使用汉字的情
况。1945年，朝鲜北方废除汉字；1948年，韩国公布《谚文专用法》，规定所有公务文件不得使用汉字。
日本最早通过百济接触到汉文化，且与中国的南朝早就有文化交往，之后又有遣隋使、遣唐使的出
现。604年，推古朝圣德太子用汉字颁布 17条宪法，这是日本用汉语作公文的标志性事件。645年大化
改新，日本从那时开始正式定名为“日本”，确立了封建制度，用汉文制定律令，此后也用汉文编写史书。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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