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世界汉语与汉语世界

西里尔字母。东干语融合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词汇，但据研究，外来词没有超过东干语
词汇总量的 15%。近些年来，东干人与中国交流密切，也吸收了不少普通话词汇（尹春梅、周庆生，
2016）。
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由于特殊原因发展为一种“语言”的事例。在国际或国内，一些人或组织把汉语
的一些南方方言看作不同于汉语的另外的语言，这是过分强调“语言差异”而忽视了“语言认同”。语言
识别，特别是对中国语言的识别，需要重视中国学者语言识别的理论与实践，重视语言使用者群体的语
言认同观（孙宏开，2017；戴庆厦，2018；黄行，2018）。
（二）华语、大华语
海外华人不忘教育，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也都支持侨教（姚敏，2017、2019）。读书识字学习的
是官话，后来是国语。20世纪国内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也对海外侨教发生了作用（李如龙，2013；周清
海，2016；李宇明，2017）。1955 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东南亚华侨以“华族”名义加
入所在国；此时，“国语”名称显然不能再用，“普通话”的名称尚未传开，于是就把民族共同语称为“华
语”，以与“华族”族称相合，其实也是启用了一个历史上的传统名称。
以东南亚为代表的老华人社区，语言状况丰繁多彩。记录华语的文字，有用简化字的，如新加坡、马
来西亚。有用繁体字的。有的流行方言，有的则流行华语，如新加坡持续开展“华语运动”，方言几乎消
失了（郭熙，2017）。有的流行华语和方言，形成“双言社区”，如马来西亚。有的可能华语和方言都不怎
么流行了，如菲律宾、缅甸、泰国等地的华人社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从香港、台湾、大陆又向海外输出一批批“新华人”，或求学，或经商，或务工。
这些新华人主要去的是欧美，后来也去到非洲和亚洲等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的新华
人越来越多，分布区域越来越广。这些新华人或是讲普通话，或是讲台湾国语，或是讲各地方言。总的
情况是：
第一，语言上，普通话逐渐占优势；文字上，简繁共用，简化字逐渐占优势；注音上，汉语拼音占优势。
这是“老国语圈”与“普通话圈”相互叠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反映着海外华语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在北美、欧洲正在形成特殊的海外汉语变体（田飞扬，2014；孙德平，2015、2020；张聪，2017；李
嵬 2017）。这些变体的最大特点，是融合普通话、台湾国语及香港社区词语，融入英语等外语词，书写形
式则是简体汉字、繁体汉字和英文混合使用，与东南亚的华语面貌有所不同。观察这些变体发展的语言
学意义，可以看到语言或语言变体“初生”时的样态。
在以往的语言意识里，现代汉民族（华族）共同语就是普通话或“国语”，即使提及华语，也认为华语
就是“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汪惠迪，2019，P1）。研
究华语，也都是“XX华语”，在“华语”前加上国名或地区名。但是，随着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交流和相互
影响，随着这种交流对海外华语的影响，随着海外华语的发展及对海外华语研究的重视，人们开始思考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问题。
首先，全世界华人共同语该如何称谓？就世界范围看，“普通话、国语、中文、华语”中，也许“华语”更
易接受。但是因海外已有“华语”的特指用法，有学者建议使用“大华语”一词（陆俭明，2005、2017；周清
海，2016；李宇明，2016；卢德平，2017），以与通行的“华语”不相混。姚德怀（2019）建议使用“华语群”（华
语华文群）或“全球华语”。其实，建议使用“全球华语”的学者也很不少（比如吴英成，2003；《全球华语词
典》的编者；徐大明、王晓梅，2009；邢福义、汪国胜，2012；周明朗，2017；祝晓宏、周同燕，2017；刁晏斌，
2018）等。这些先生所使用的“全球华语”，有些是作为概念使用的，有些则是描述性语言。此外，徐杰
（2006）还提出过“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的说法。
关于全球华人共同语的提出，是汉语研究全球化视野的表现，是不小的进步。正如《语言建设通讯》
2015年第 109期所言：“从‘汉语’到‘华语’，是认识上的一个突破；从‘华语’到‘华语群’，又是一个突破。
从中国看世界、从全球观点来看，‘华语群’这个概念才有完备性。”（姚德怀，2019，P4）至于用什么名称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