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体上都不好，在社会上也就失去竞争的条件。新加坡独立后，才实现双语教育。1999年，我对新加坡的
双语教育作了这样的评价：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
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
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虽然，我们母语的程度稍为降
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
①
我们经过了四五十年，才化解了语言政治化的危机，更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双语社会。在新

加坡学习语言（华语/英语/马来西亚语/淡米尔语），就可以在社会上直接应用。新加坡提供的语言应用
的社会环境，是其他地区所不能企及的。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或者港澳地区，都没有办法制造应用双
语的社会环境。社会应用双语，是新加坡的特色。这个特色，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台湾地区曾经将简体字称为“匪字”，有意将语言文字政治化。其他一些华语区，也有学台湾地区
的，教育上只用繁体字，反对简体字。澳门地区有人强调“繁简由之”。中国大陆之外，新加坡是最早在
教育上采用简体字的，马来西亚后来也跟随采用。我们政府的文告，用的是简体字，传媒也全用简体字。
我们是从学生学习负担的角度考虑，认为简体字能减轻学生学习汉字的负担。新加坡建国以来，就不将
语言文字政治化。
大部分的华语区，接受普通话，也接受国语和华语。交流中尽管可能偶尔出现一些达意上的小困
难，但交流的障碍并不大。台湾地区有一个时期强调“河洛话”，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竟然用“河洛话”
发言，用“河洛话”作学术总结，试图以“河洛话”取代国语。后来不得不放弃，因为“河洛话”只能让自己
越来越孤立。将语言文字政治化，可能牺牲下一代。
香港是比较特殊的地区，粤语代表了香港人的身份。粤语在香港地区的特殊地位，是这四十几年造
成的。
1967 年到 1969 年，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那时我不会粤语，香港人总亲切地问我：“你是不是上海
佬？”当时，邵氏影片说的是国语，粤语影片是“广东残片”。
②
从对国语的认同，转变为对粤语的认同，有意突出粤语在香港人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这是语言政治
化的做法。香港语言文字政治化的做法，大概发生在中国文化革命时期及之后，这是在政治上有意为之
的——让香港人的语言身份和大陆不同。我希望香港的朋友，能研究这个课题。
二三十年后，华语的应用将是跨地区的，更国际化的。没有掌握好华语，香港人将面临语言交流的
困难，也会失去不少的竞争优势。现在，人为地将粤语和普通话对立起来，让自己在交流中形成语言孤
立，这个做法是不明智的。香港人将语言文字政治化的结果，将使下一代受到伤害。

面对华语跨地区的应用，香港如果要为将来出现的局面做好准备，语文教育就应该做一些调整。香
港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的香港人，有一半能用普通话沟通。这是好的发展。对普通话不必要的敌视，只
会使自己失去竞争的条件。而令人挂心的是抱这种语言态度的大部分是年轻的香港人。
处理语言问题，应该避免政治化。我对新加坡的语言问题，说了这些话：“（新加坡）为了让学生更好
地学习母语（华语），我们更限制方言在娱乐和传媒里的应用，同时推行讲华语运动，使华语成为学生的
生活语言。在有华语口语作为生活语言的基础上学习华文，也就容易多了。我们更从语文政策的高度，
强调与维持华语共同的语言核心——向普通话倾斜。在语文教学和大众传媒方面，特别注重这个核心，
使我们的华语走得出去。我们同时也提倡交流，互相吸收，提倡建立‘大华语’的概念。这些做法，对新

① ［新加坡］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序”，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 年；又
见于《务实的决策：新加坡政府华语文政策研究》“原版序”，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
② 友人邓思颖教授认为：五六十年代那些黑白粤语电影，称为“粤语长片”。因故事情节慢，追不上时代，因而谑称
“粤语残片”。粤语“长”残”读音相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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