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东洋词境：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的异域创造

国感受千差万别，因此词中的“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与呈现也格外丰富复杂。
“
其一，与中日关系的变动相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存在较大差异。
甲午战争之前，人们对日本知之不多，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所言：“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
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
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在这一观念支配下，此时东来日本的词人不多，前文提到的黄吟梅、孙君异堪
①
为其中代表。他们在东洋受到了日本士人的礼遇，“森槐南与清使馆随员黄吟梅、尤其是孙君异的即席
唱和，一时耸动明治词坛”。黄、孙二人的词侧重于抒发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感，较少涉及国家关系层面，
②
即便如此，“异国—祖国”的情感结构也隐含其中。如孙君异的《百字令》作于其居日期间，大有漂泊“五
洲”，身处“异境”，凄风苦雨之“滋味”。在这首词中，“客”里“异境”与心中祖国引发了潜在的情感冲突：
一个近在眼前却无意欣赏，一个远在“天际”却“目断”苦寻。个中症结就在于心仪的风景在祖国，“封侯”
之事在祖国，就连那个引发“绮恨”的女子也在祖国 。
③
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之前，“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在词中还更多地表现为身世之感的话，那么在
这之后，由于中国战败，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种身世之感就让位于集体性的救亡呼声了。彼时国
人留学日本，常作悲歌慷慨之声，如高旭《浣溪沙·思祖国》感叹“眼底风光谁是主，中原文物似前否”，表
达了居异国而不安于异国，离祖国而尤念祖国的矛盾心态。他伤心故国正“滔天风浪，顿倾翻赤县，鼋鼍
出没”（《壶中天·题公曼〈仇史〉，即以为赠》，不由得壮怀激烈，“孤臣操，冰与雪。沧桑感，谁能灭。忆当
时，愤把唾壶敲缺。炸弹轰残豺虎窟，河山染遍鲸鲵血。庆重生、再见汉衣冠，唐宫阙”（《满江红·东京寓
楼偶读岳武穆作，感步原韵》）。作为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在词中也表达了铮铮救亡之意。如作于
1902年的《贺新郎》（昨夜东风里），词人面对“国难空前，忧怨丛集”，既哀祖国之遭遇，又恨英雄无用武
④
之地。即便如此，末句“鸡声乱，剑光起”仍力作振起之声。
随着救亡风潮愈演愈烈，终有辛亥革命之爆发。而在进入民国之后，中日关系受到近现代国际关系
框架的约束而得以形成相对平等关系。处于此种背景之中，虽然“异国—祖国”的情感结构在词中依然
存在，但个人的趣味也有所彰显。如章柱在留学日本时与该国女子澄子有一段跨国恋情，其间所作词常
记二人结伴出游之事，面对异国景物也每能以审美眼光来看待。其《绮罗香·偕澄子妹游小金井堤，观樱
花》写佳人相伴，美景在目，格外美好。假如没有尾句“待他年、中土移根，锦幡珍重护”所透露的作者身
处异国的消息，那么这首词真令人有不知此夕何夕、此地何地之感。当然，这样单纯的情怀没能延续多
久，随着日本侵华，词人回国，往日恋情便成梦寐。“当时一别，知是再会何年。相看黯然执手，但珍重平
安早日传。烽烟阻，望半轮斜月，竟夜无眠。”（《新雁过妆楼·忆澄子妹》）此景此情，令人唏嘘。
其二，不同的词人群体在词中表现的国家观念和情感意蕴有所不同，这使“异国—祖国”的情感表达
具有一定程度的群体指向性。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发轫、确立的时期。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开眼看世界”，到黄遵宪
等人的亲历其地，国人逐渐从古代天下观中解放出来，接受了万国时代的来临。“甲午战后的近二十年
间，中国有识之士对外部世界的见识确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批人士的言论中，古代天下观已大
体消退无余，几乎完全为世界竞争进化观所取代，国家意识达到空前的高度。由此，救国理念亦由学习
西方物质文化进入到学习西方关于‘人’的理论的领域，已呈现出试图改造民性，通过文化深层变革造就

①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19页。
② 蔡毅：《明治填词与中国词学》，《日本汉诗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4—125页。
③ 孙君异曾与苏州女子圆淑有过一段真挚恋情，后圆淑嫁人，此情遂空。孙君异有《九回肠曲》记其事，引为憾恨。
其《百字令》与《九回肠曲》二作分见［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缀、高野雪译《日本填词史话》引述，第457、365—368页。

④ 汪松涛编注：《梁启超诗词全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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