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东洋词境：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的异域创造

165首，多数成于此时；章柱为龙榆生弟子，于1936年赴日留学 ，作词数阕，存于其《藕香馆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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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看旅居者。此期旅居日本的词人也日渐增多，甚至一度形成了词人群落，最具代表性的有：
1. 维新词人群。主要包括梁启超、麦孟华、潘之博等。梁氏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除游美、
游澳及几次短暂回国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日本，直至 1912年。而麦、潘二人都曾到过梁启超在日本须
磨的家中，一时词事甚盛。期间，麦孟华为梁令娴删定《艺蘅馆词选》，潘之博则有《秋霁·重九日，登须摩
寺山，和梅溪韵》《解连环·丁未六月，东游扶桑，归国有日，赋此留赠任公》等作。
2. 革命词人群。此由志在推翻清朝的同盟会词人组成。前文所提及的留学生如秋瑾、高旭、黄侃
等，若就他们留日期间的主要活动来看，革命者的身份体现得更为明显。他如廖仲恺等在从事革命活动
的同时亦时有吟咏，“1922 年 9 月，廖仲恺代表孙中山赴日本与苏俄代表会谈反对帝国主义及中苏联系
问题”时，作有数阕纪游之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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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遗民词人群。包括王国维、董康、罗振常、罗庄等人。1912年4月，罗振常携其女罗庄等家人往依
叔兄罗振玉，定居在日本京都，与王国维、董康等相邻，至次年秋，始返回国内。罗振常有《浮海词》一卷，
共20首，记录了他的居日心声；罗庄《初日楼集》中亦有不少词作于此时。
除身兼数任外，此期词人身份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一点，即同一词人的身份因赴日情形的不同而发生
变化。如董康，其一生至少六次前往东洋：在晚清时，以法官身份“数数航渡东瀛”，考察日本法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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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专研法律”，至 1904 年方回国任职；而《书舶庸谭》（又名《董康东游日记》）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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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则记载了他的另外四次赴日经历，或为政治逃亡，或受邀前往讲学，或参加教堂落成典礼，或纯为避暑
旅游，而贯穿其中的则为访求古籍的学人身份。在这部日记中，董康也记录了其赴日期间的词作。
中国赴日词人的类型大抵见于上述，从中可见他们兼为词人的情形较为普遍。就创作心态而言，留
学、维新或革命人士的注意力大多不在文学，词为其余事，故作品往往散见各处，数量有限；而以词自期
之人，则对词的创作颇为矜重，多有斟酌成卷之意。就创作意图而言，词有时被用于外交场合，如在
1889 年中日重九宴集时，清朝驻日公使的随员孙君异与日本词学家森槐南唱和《笛家》一调，所成二词
被收入官方外交文件《己丑宴集续编》中 ；而维新党人或革命党人，往往以词来嘤其友声、激励民气；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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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词人则将一腔缠绵悱恻的故国之思寓之于词。总之，了解中国赴日词人的身份类型，有助于知人论

世，发掘东洋词境生成的主体因素。

二、“身外之境”：东洋山川、民俗与新生事物

近代以来，东洋作为题材、意象进入文学领域，要推黄遵宪为首功。他于 1877年作为清朝驻日公使
何如璋的参赞官随行日本，直至 1882 年离开，其间撰成《日本杂事诗》两卷。所谓“杂事”，即山川地理、
社会历史、风俗民情等方面的题材。对于赴日词人来说，他们在涉足东洋、表现东洋时，也常常带有像黄
氏一样的眼光，不仅赏其山川风物，还留意其人情民俗，甚至新生事物，所作之词也把这些“身外之境”作
为主要表现对象。
在东洋词境中，最常见的意象是山川风物。词人渡海而至东洋，步履所经，目光所及，凡是有别于中
国的自然风物多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并被形之于词。王鸿年于 1899 年留学日本，1904 年毕业于东京帝

① 章柱《金缕曲》小序云：“丙子秋东渡，留别京沪诸师友。”章柱：《藕香馆词》，朱惠国、吴平编：《民国名家词集选
刊》第1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
② 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4—295页。
③ 董康：《书舶庸谭自跋》，王君南整理：《董康东游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9页。
④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344页。
⑤ 参［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缀、高野雪译：《日本填词史话》，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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