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里主要还是用来证取价值信念的可靠性的，但在近代却变成了权力与利益计算的工具，所谓“价值信仰”
甚至可以还原为由计算器操控的物理化学反应。依此看来，我们完全无法知道将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
样子。
人的具体性与个别性，守护着人以身体与情感的方式生存与交往，同时也把人纳入时空中，从历史
与社群的发展感受生命的成长与意义。如果一切都变成符号与数字，人是什么？人还能够做什么？这
真是“细思极恐”的问题。
冯焕珍：面对这样的挑战与困境，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冯达文：面对这样的现状，人们似乎只能诉诸外在、公共的法规，于是法网越来越繁密。而法网的不
断扩张，只会导致哈贝马斯所谓“生活世界非形式调节领域内的法律化倾向”。要知道，日常生活世界里
人与人是靠情感与信念来维系关系的，这是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宗教庄严性的唯一领域，当这个领域内
的种种关系都全然诉诸公共性、形式化的法律时，人的情感与信仰空间就将丧失殆尽，人际关系就将完
全工具化与功利化了。
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代社会，确实在工具化与功利化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了！现代社会已经到了需
要重新点燃信仰热情、重新呼唤信仰的时候！必须申明的是，我并不主张随意选择信仰，也不主张把信
仰的价值绝对化。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信仰的绝对性与超越性呢？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信仰的绝对性与
超越性不应该从存在论上讲，而应该就每个信仰主体及其情感体验和精神境界而言，指信仰主体一旦认
同某种信念后的义无反顾与不受限定性。所以如此，不仅是人们在认知上过于理性化和理智化使然，也
是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的多元化取向使然。从此，个人为“共同体”献身的崇高感很难再激发起来，这对社
会来说是不幸的。但当我们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极其严重的状况下，一些人还聚众上街游行要求“自
由”，导致疫情形势愈发严峻，就知道这是追求所谓个人“自由”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
冯焕珍：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以理性与法律安排和调整公共领域的秩序，以信
“
仰与情感安顿和充实个体生活的世界？”我想，您秉持“以学术研究来支持价值信仰，用价值信仰来引领
学术研究”的宗旨研究中国哲学，实际上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这就是要把中国哲学中有助于人类走出
”
现代社会困境、走向礼乐文明的思想资源掘发出来，期待后来者可以有所借鉴。
冯达文：是的。我始终以为，中国哲学是依沿着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与维系张力的致思路径
发展起来的。信仰的取向，由老庄道家形上学的推导得以构造。这形上学中的宇宙论最后即使走向了
神学，但究其实，也是源于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观察与从事生产的直接经验的信奉。理性的取
向，经《大学》、荀况的知识论建构得以确定，由程颐、朱熹得以圆成。然而，无论是荀况高张知识，还是程
朱二子不惜借形上学本体论确保价值信念的普遍有效性，甚至陆王二子把“理”收归为“心”，我们都可从
中感受到理性依持于信仰的致思状况。
中国哲学在向信仰的方向提升时，仍然不忘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它在向理性的维度展开时，其实又
是为了更好地成全信仰。中国哲学的这种致思方式，为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生存
与活动于这一空间的大多数人，看来似乎是柔弱的，但其实也是坚韧的；看来似乎是参杂的，但其实也是
宽容的。正是这样一种坚韧性与宽容性，使中华民族虽然历经磨难，却依然生生不息。面对人类当今的
困境，我并不自认为中国哲学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但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参照和借取的优秀方案。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应该充满自信心！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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