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哲学思考永远在路上

省察的明镜。
冯焕珍：中国哲学中的儒家思想研究，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热的很热，例如先秦哲学、出土文献、宋
明儒学等；冷的很冷，例如汉唐儒学，即使有所研究，评价也多不高。如牟宗三先生认为，董仲舒把道德
奠基于宇宙论，是儒家不赞成的；徐复观先生则认为，董仲舒乃至两汉思想家所说的天人关系都是通过
想象建立起来的，不能经受理性的考验；劳思光先生更将两汉至唐代称为中国哲学的“衰乱期”。您却苦
心孤诣，孤明先发，高标汉唐儒学宇宙论的价值，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冯达文：汉唐儒学的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宇宙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汉唐宇宙论为
什么值得充分肯定？我们可从认知方式、治国理念和价值信仰三个方面予以评说。
其一是如何看待宇宙论所取的认知方式及其价值。20世纪以来，学者们受西方近代科学认知方式
的影响，习惯以“分解—分析”的眼光看待认识对象，中国传统的宇宙论所取的认知方式显然与之不同。
20 世纪，西方汉学家如英国的李约瑟和葛瑞汉已经关注到这种不同，他们已经以“关联思维”指称宇宙
论的认知方式，只是他们还没有注意到什么样的关联在认知上才是可以被肯定的。
我的一贯看法是把宇宙论所取的认知方式称为“类归方式”，而且以为这种认知方式典型地体现了
中国传统流行的知识论，如果这种认知方式不能够得到很恰当的理解，那么中国传统所建构起来的知识
体系和价值信仰也不能获得正确的评价。此间所谓“类归”，是指把单个事物归入类中、把小类归入大类
“
中加以介说的意思。类”的相关性构成为宇宙论在认知方式、认知视角上的基本点。
这种认知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关键在于“类”是怎样确定、怎样认取的。我们知道，宇宙论是以阴
阳、四时、五行（五方）去归类的，而阴阳、四时、五行这些概念所捕捉的，不正是大自然时空交变的节律
吗？大自然的变迁节律无疑早已内化为各种物类的结构与功能。宇宙论以阴阳、四时、五行作“类”的归
入，其实就在捕捉大自然变迁的时空节律对生命体的影响；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中医追踪着大自然变迁节
律对生理、病理、治理、药理的影响，可以说正体现了“类归”认知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认识价值。这就表
明，宇宙论所取的“类归”的认知方式自有其科学性。无疑，宇宙论的认知方式让中国传统紧紧地追随着
自然、守护着自然，在当今讲求生态平衡的视野下，古典宇宙论提供的这些观念应当得到珍惜！
其二是如何评价由宇宙论引出的治国理念。我们看《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的《时则训》《地
形训》等篇章，会强烈地感受到宇宙论提倡的治国理念带有浓重的生态政治学色彩。这些文章主张，一
年四季十二个月的施政方针，必须根据天上的星象变迁、地下的物候变化加以制定，施政的基本要求是
“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这无疑就是生态政治学。
我们知道，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是以政治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治国施政理念。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
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自然形态”，确认人不是上帝创造的，从而让人与神切割开来；“每个个人”，
“
强调人不应受制于宗法关系，从而把人从群分离出来；功利个体”，坦承人在本性上都是好利恶害的，从
而为每个个人的权益追求提供正当性说明。政治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在反对中世纪的神权与宗法统治
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随着上帝信仰与教会权威的消退以及宗法社会的瓦解，每个个人之间的权
益争夺便被极大地凸显出来，这种争夺通过投票机制又日渐上升为国家意志。当今我们所看到的情境
便是，自由、民主、博爱这些曾经时尚的口号再也难以被提起，为机械多数驱动而聚合的所谓“国家利益”
和以“国家利益”为号召而暴发的争夺已经从陆地扩展到海洋，从地面追逐到太空，人类社会由此被推向
了战争的边缘。只顾追求个人权益实际上把人类生存的空间极大压缩了，人类还不应该警醒吗？再从
时间看，只有顾及过去，未来才得以超越，有超越才能容纳理想。但个人权益的追逐却只属于成年人，已
逝去者与未成年人没有参与权，当今的逐利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每个个人，用超前消费作为手段把每
个个人的未来拿过来用于当下消耗，把下一代所需的资源掠取来供这一代人享受。不难想象，我们的下
一代还有什么资源可用？人类还有未来吗？
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起的“社群主义”思潮，可以称得上是对这种趋势的一种反动。这种思潮认
为，政治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世上根本不可能有所谓“每个个人”，个人总是在社群中成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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