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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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把天子、王室放在眼里，周天子的至尊权威，不断受到挑战，而诸侯则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地方武装割据
势力，进而彼此争霸称雄，大国兼并小国，同姓诸侯国彼此开战，“兵革不休，以有诸侯”。这种混战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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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直接威胁着中央朝廷的政治统治和底层的基本民生。后来秦始皇推行郡县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
到了分封制导致的战乱祸害，“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春
②
秋时期，“分封制”的各种弊端纷纷显露，诸侯势力一步步发展、壮大，周王室则逐渐衰微。周王作为“天
下共主”的地位日趋丧失，过去盛行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天下有道”局面，则慢慢被“礼乐征伐自诸
侯出”（《论语·季氏》）之“天下无道”形势所取代。钱穆说：“古制非天子不得变礼乐，专征伐，此乃大一统
之道。”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的第一原理就是，天下定于一尊，权力、礼教、政务、思想、文化、法律应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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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子，以便形成最高、最后的政治权威。孔子的一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尊天子而卑诸侯，君天子而
臣诸侯，尊尊重于亲亲，天子的利益应该高于诸侯的利益，在建基于浓厚血缘关系的周人宗法系统中，特

别强调王权的严肃性和绝对优先性，其实就蕴含着后世公羊家“大一统”的思想源头 。就在周人行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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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多年之后，李斯向始皇帝直陈其弊：“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
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同姓诸侯一开始似乎还能够顾及昭穆手足情谊，守信修睦，然而，随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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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自利益的成长需要，越来越稀薄的血缘关系已经遏制不住各自欲望的暴涨势头，亲戚也未必全都靠
得住，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置对方于死地的相互残杀则是常有的事。可见，“分封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历
史尽头。
分土、分财、分权、分立、分治是分封制度概念规定的应有之义，拥有相对独立的决断权和相对自由
的处理权。其实“圣人”对其弊端早已觉察，但又不得不采用。虽不完备、不尽善，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政治从来就是权衡于优劣利弊之间的游戏。按照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分析：“封建者，更古圣王尧、
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上古圣王代代相因，一直推行分封制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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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情势所迫，而并不是不想废除。尽管“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如果人们只被三代采
用分封制而保持政权长久，秦朝建立郡县制却国祚短促的暂时表象所迷惑，那就太缺乏远见卓识了。因
为这种暂时表象远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郡县制在秦朝之后的中国，为什么却能够畅行两千年之久。
柳宗元称：“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
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
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夏、商、周的封建制，延续了很久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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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都有自己的无奈，都出于一定程度的不得已。在商灭夏的过程中，夏王的“三千”诸侯竟然都归顺了
殷王，成为黜夏、扶殷的主体力量。商汤成事之后，不敢不对他们进行分封建侯，否则他们就又会成为新
兴政权的破坏力量。周武王推翻殷商王朝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纣王的“八百”诸侯，统统倒戈，助
力武王讨伐强殷王朝，武王当然不敢贸然废除分封制，害怕得罪这些诸侯。就这样慢慢延续下来，竟然
演变成各朝天子实行天下治理的一种习惯性做法，遵守了便心安理得，违反了则心有余悸。即便像商
汤、周武王这样的圣王也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不得已”，其实也并非出于什么了不起的公心，不过是

① 司马迁：《史记》卷16《秦楚之际月表》，第147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648页。
③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30页。
④ 关于亲亲、尊尊的问题，《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孔颖达疏曰：“亲
亲，谓父母也。尊尊，谓祖及曾祖、高祖也。长长，谓兄及旁亲也。”见《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96页。以
亲亲解分封、以尊尊解郡县显然远离并跳出了孔颖达的这种解释范围。其疏解《丧服小记》显然局限于礼制，而“大一
统”、郡县制语境下的亲亲、尊尊则超越了家庭讲政治，尽管也脱不开天子与诸侯的血缘关系。
⑤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57页。
⑥⑦ 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第7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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