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则景象不再。

四、“统一之反也”

分封制当然也有其好处，否则，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它就不可能足以支撑起上古中国数代王朝那么
长久的历史。依据血脉之力，借助于分封制度，周王室在统治集团内部确立和形成了“周王—诸侯—卿
大夫—士”的等级序列，可以有效延伸天子对地方的管控，促进边远地区开发与发展，构造遍布天下的道
路网络，实质性地扩大王室的统治区域和势力范围，让周文化覆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密切同周边
落后部族的关系。众多的诸侯国逐步形成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有利于早日结束夏、商两朝
部族林立、各自为王的混乱状态，才使得周天子逐步成为天下共主和统治核心，周王朝得以有效延续了
近三百年的统一与强盛，此间所形成和确立的文明体系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
影响。
分封制因为增加了诸侯的自由度，封国之内的一切政经文武之事自处自治，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权
利，所以显然加速了全国的土地开发、人口繁殖、经济发展和文化振兴。分封制度下的地方权利获得了
极大的尊重和保护，诸侯扎根封国，情系地方，而始终都能够把本土之事当回事，而不敢轻忽。“这样的封
建国家作为地方安定势力，在力学上是必要的。毕竟这些地方政权会把地方上的纷扰作为自己的责任
去解决，中央政府在万事交托之后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了。”王侯及其封国之内的大小官员，不是“走读
生”，因而肯定很少有只有天子委派下来的官员才会有的那种临时观念、交差心理。而更何况，“封建国
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地扩张领土，重复不断地进行征服”。中央政权弱化的春秋、战国，正是作为
①
文明塑型的“轴心”时代，诸子并出、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大好璀璨局面，这恰恰不太可能出
现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政权时期。
清人袁枚《再书〈封建论〉后》指出：“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
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
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封建分治，地方搞
②
活，天下宽舒，人民轻松。如果在铁板一块的郡县政体下，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里，在科举制的人才选
拔氛围中，汤、文、武、周公、孔、孟、荀之类的圣贤还能够集群式地涌现出来吗？汉唐之后，郡县制一旦固
化，“大一统”政治加强，中国人的思维取向则倾向于内转，其创新功能受限，社会文明进步的节奏也因此
放缓。所以，吕思勉说：“封建者，统一之反也。”这也难怪在柳宗元《封建论》一顿痛扁之后，却仍然不乏
③
分封制的提倡者和推崇者，代不绝人。郡县制中央集权导致一人作威作福，万民水深火热，所引发的罪
恶和仇恨，简直就是罄竹难书。而如果论地方开发、繁荣与发展之功，纵观中国历史三千余年，正如葛剑
雄所说：“在清朝以前的那些统一王朝，尽管幅员广大，但在开发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方面的贡献往往还
不如分裂、分治政权。”而分裂、分治的政权下，郡县制大多已经名存实亡，缺乏统一中央政府的集权约
④
束和管制，地方便有机会可以自行其是了。
分封制也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出中国历史上的真正贵族阶层，《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

① ［日］宫崎市定著，马云超译：《宫崎市定解读〈史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 77页。甚至还可以说，封建
国家就如同古代罗马的殖民地，它们不仅用于维持地方的稳定，而且还会发挥殖民地再生产的作用。诸侯国王不是仅仅
从地方抽血，上缴朝廷，而更善于发展地方，经营地方，致力于使地方活起来。在动机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他们都不应该
不顾地方死活而竭泽而渔。
②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1《再书封建论后》，转引自冯天瑜：《“封建”考论》，第73页。
③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42页。
④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1—172页。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