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哲学思考永远在路上

作为底蕴，所以从理性进行考量时，还会注意一个分寸问题，能够在信仰与理性、义与利之间保持平衡。

二、学术经历

冯焕珍：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学生们
趋之若鹜的是理工农医类专业。据您从前的回忆，您中学时数理化并不差，为什么上大学时没有选择人
们眼中的“热门”学科，而选择了偏冷的哲学专业呢？
冯达文：说到这一点，首先要感谢罗定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图书管理员给我一些优惠，可以随
意进入藏书库看书。高二时，她还特意介绍我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60 年夏高中毕业，我收到
“留苏预备生”的录取通知书。10 月初来到广东省高教局，才知道去不成苏联，让我在本省选一个学校
与专业，于是入读中山大学哲学系，从此与哲学结上了不解之缘。
大学五年，老师们处于那种政治环境，很难说出他们传授的知识对我此后治学有许多的启示，但是
他们的风采依旧在我心中留驻：杨荣国教授、李锦全教授随口征引历史文献所显示的训习，刘嵘教授概
括问题时显露的才气，丁宝兰教授温文儒雅的形象，罗克汀教授在讲台上不停走动的身影，陈玉森教授
剖析孔子思想时表现的细密……这些都表明，即便前辈传达的知识技能已经被超越，但是作为后辈永远
不应该忘却他们有力的臂膀。大学期间，我还培养了发现问题与理论写作的能力。
冯焕珍：您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就留下来教中国哲学了吗？
冯达文：我是 1977年才进入中国哲学领域的。1965年 7月留校后，我虽被分配到哲学原理教研室，
旋即为学校宣传部门征用，尔后是“文革”，接着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即便如此，我还是坚信“天生我材
必有用”，闲暇时便去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杨宽的《战国史》，还有司马迁的《史
记》等书籍。
1973年初，我被召回中山大学哲学系，并转入西方哲学教研室。刚对哲学史背景有所了解，又爆发
了“批儒评法”的运动。从 1973年到 1976年，专攻中国哲学史的老师们都得宣讲，中国哲学史课无人承
担，我就被分派讲授汉唐哲学。1976年底，“四人帮”倒台，大学回归正常教育。我的西方哲学史还没有
起步，加上原先只学俄语，做西学难以有成，就转向了中国哲学。
冯焕珍：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宗教学两个学科点和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有今天这
样的局面，先生付出了许多心血，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吧。
冯达文：我 1992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获选为博士生导师。这之后就要承担一些公共事务，最初是
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99 年负责建成了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同时，我还牵头建设宗教学

学科点，学校 1996 年通过成立宗教学硕士学科点的申请，1997 年开始筹建宗教研究所。焕珍你是 1998
年才过来哲学系的？（冯焕珍：是的。我 1996年先到《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8年到哲学系）李兰芬过
来了，陈立胜过来了，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宗教学硕士点，1999 年更建成为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
所。大家都说我是这两所首任所长。同时，我还兼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一些学校的公
共事务。
我建立宗教学学科点有一个宏愿，要用五年时间建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宗教学学科点。这个特色
是什么呢？语言的训练。很多学校都有宗教学，但我希望我们在语言训练上有点特色，因为只有具备很好
的语言训练，才能够站在国际宗教学术舞台上与人家进行对话。这样，从1999年开始，我们请台湾地区学
者来教巴利文、梵文，请香港的学者来教希伯来文。（冯焕珍：现在我们还请了斯里兰卡的老师来教梵文）
不久，刘小枫来了，他自己懂希腊文、拉丁文；张贤勇来了，他的语言训练也比较好。从五年的短期建设目
标看，我们勉强达到了。宗教学科点没人研究伊斯兰教，我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老师，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特别是要建设一带一路，加强研究伊斯兰教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一直没能做起来，有点遗憾。
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是2015年组建的，它的主要目标是面向社会传导中国古典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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