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冯达文：我出生于广东罗定山区，今年 79 岁，1965 年就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至今从教已经 55 年。
回顾我的生命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年轻时到 1976 年，我把它概括为“在信仰
中成长”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76年到现在，这可以说是“在理性中求进”的阶段。
我为什么把前一阶段称为“在信仰中成长”的阶段呢？这与我年轻时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出生的
1941年，抗日战争正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我经常梦到被带着逃难的险恶情境。1949年底广东解放，不
久我父亲病逝，母亲拉扯着三个小孩，生活艰苦异常。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一直
到读初中，我们还得从家里挑着粮食和柴到城里读书。到了高中，要在学校食堂吃饭，我基本上只能吃
青菜、米饭。1960年来中山大学读书时，正赶上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我也都是只有青菜送饭。这
样的生活熬了好几年，直到 1964年国家解决了粮食问题后，才可以放开吃饭。我们这一代人，整个求学
成长时期生活都非常艰苦。
因为历尽艰辛，所以我们这代人都有改变国家命运的志向，要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
家。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的改变过程，我们基本上全程投入参与了。1952—1953 年，全国到处都在
修公路；1958年又参加平整土地。1965年大学毕业，我填写的志愿书是以去农村、去边疆为首选。后来
我被学校留下来教授哲学原理，但还没走上讲台“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我只从一
个青年学子（当然也是受害者）的角度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是以宗教般献身精神追逐理想的理想主义
者，理想的追求带来了人格的至善诉求，从最高理想看现实世界，哪怕一丁点污浊都难以容忍，这就有了
后来的巨大灾难。
总体来说，我们这代人从年轻到 1976年，面对新中国刚成立面临的困难，都有改变国家贫穷面貌的
理想，也付出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是问心无
愧的，因为我们曾经努力过，并且是在崇高理想的指引下任劳任怨地努力过。
冯焕珍：您走向“在理性中求进”的人生阶段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冯达文：1976 年底，“四人帮”倒台了，笼罩在人们生活与交往中的各种“神圣光环”退去了，国家回
到了追求国富民强的经济发展之路。就我自己而言，经过理想主义的狂迷与执着，终于发现太崇高、太
纯粹的追求也会带来很可怕的结果，于是学会了价值的宽容与理性的冷静。
从人文的眼光来看，这是从理想到现实的转换；用哲学的话语来说，这是先验和经验的转换。理想
总是先验的，不能够容纳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但现实却是非常经验的、有变化的，如果不能够容纳现实的
各种差异与变化，就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从理想到理性的转变，实际上也就是从先验到经验的转换。
回到经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工具化与功利化的凡俗世界，你要处
处务实。由这一转变，我对近代以来的自由观便产生了怀疑，这种自由观宣称：人与人之间在农业社会
是依附关系，在工业社会里才有独立和自由。可是，农耕社会还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田，还有“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我们有这种闲适吗？人们都说，在理想主义的年代里“我”是被剥夺了的，没有
所谓“我”和“我”的自由。其实，在现实主义的年代里，“我”也是被功利裹挾、被理性计算着的，这不是同
样没有“我”与“我”的自由？
在一切都依工具理性计算的时代，我们都在寻找如何生活得更质实的方法，我也不例外，是为“在理
性中求进”的阶段。
冯焕珍：您从“在信仰中成长”到“在理性中求进”的人生历程，最终似乎融合成了在信仰与理性之间
保持平衡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不仅是您理解中国哲学的钥匙，也是您个人生活方式的体现。可
以这样理解吗？
冯达文：可以这么说吧。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大概就是这两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两个面向。这其实也
可以算是我对中国文化的归纳：理想（信仰）是一种价值追求，而理性是一种现实考量。如果理性没有价值
（信仰）作为底蕴，就会往工具方面发展，去片面追逐利益。但是，价值（信仰）如果没有经过理性的考量，就
会变成盲目的信仰。中国哲学就是在价值与理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哲学。同样，就我自己来讲，因为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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