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史弥远养病不出、决事于私第的记载也可证明。如绍定四年（1231），袁甫言：“然而中外多事，国步孔艰，
宰臣之勤劳，亦已至矣。三数年来，积劳成疾，犹不避事，陛下正当深加体恤，以全君臣之谊可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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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则从绍定元年（1228）以来，史弥远已经积劳成疾，但他仍然抱病理政。
既然绍定元年（1228）以来史弥远已经称疾不朝，为何在绍定三年（1230）十二月宋理宗会下发“十日
一次赴内引”的诏书呢？其原因之一，是以理宗诏书的方式来回应朝臣对其长期家居理政的不满。如前
述袁甫的封事虽然上于绍定四年（1231），但是史弥远长达二十余年以独相主导朝政，令其退居让贤之意
当在此前已经酝酿。周端朝在绍定五年（1232）则明言：“今三十年，宰相名位已极，若不及精神之未衰预
拟一贤者为之代，玩愒既久，国事日非，上伥伥然莫适与谋，近习捷出而乘之，则后患余祸终未歇也。”周
端朝认为史弥远应该适时选任接班人了。这反映了部分朝臣的看法。这一建议对于权力欲强烈的史弥
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史载：“相得书，忿懥甚。”当时的执政大臣对周端朝说：“诸公过矣！辛苦燥烈，彼
能茹纳也。冲撼击撞，彼能顺受也。若使之避权去位，则深犯其所讳耳。”而宋理宗令其十日一次内引
②
奏事，既是向同僚表明晚年的史弥远仍有足够的精力入朝理政，又以诏书的形式堵住了臣僚的舆论请
求。其次，史弥远的身体状况可能一度好转，基本能够恢复入朝奏事。叶绍翁记载：“史病手足不能举，
朝谒遂废，中书要务运之帷榻。”米巨秀为其诊断后，指出：“必得天地丹而后可，丹头偶失去，历年莫可访
寻。”后来他偶然得到“丹头”，遂调剂丹药。史弥远服用后，“身即轻，遂内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尽，
遂薨于赐第”。这一记载有荒诞不经之处，不可尽信，但史弥远的肢体瘫痪之症一度好转，或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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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才能够身轻“内引”。这正与理宗诏书中的“史弥远入见，敷奏精敏，气体向安……可十日一次赴
内引，入堂治事”相互印证。否则诏书中的“敷奏精敏，气体向安”便不可理解。故绍定三年（1230）十二
月的诏令当是为了回应臣僚的舆论，又因为史弥远病情一度好转而做出的制度调整，并非表示其之前一
直参与正常朝参，此后才开始居家理政。
那么，在相府而非都堂的政治空间中，史弥远是如何维持其对中枢的掌控的？一方面，原来以自身
为中心的文书通进和政令颁布渠道依然会运转，只是这时转移到了相府，史弥远更加依赖私人书信甚至
空头省札来裁决政务。所谓“边报驿骚，共政之臣有不及知。省札通签纸尾之押，悉从预请”。又如，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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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朝辞是臣僚面奏皇帝的重要途径，这时则受到史弥远的阻隔，各级官员转而奔赴相府。张端义言：“监
司郡主之朝辞，此人主临轩亲遣之制，私为沮格，不容一至殿廷。即降任满奏事之旨，及趑趄相府，动涉
半年，必候见而去，使陛下不得以申诫谕之令。承诏群臣之到阁，此人主询求民瘼之时，未进入国门，状
未经閤门放见，轻车潜入，径谒相府，得贿进拟，卖弄除目，使陛下不得以示予夺之公。”张端义的上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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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故魏了翁批评史弥远“深居独运，以机务之夥而付之二三阿谀顺指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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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卧榻之中的史弥远对于身边亲近人员的依赖性更强。史料显示，其两子在此阶段扮演着重要
角色。史弥远共有三子，长子宽之二十五岁即去世，一生不显。次子宅之、三子宇之均受其荫庇，入仕为
官 。在宁宗去世当夜，史宅之受史弥远指派，与郑清之父子共同参与拥立理宗的机密行动，政治经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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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此时，史宅之的工作之一是代拟官员的升迁与除授。“况宅之方其父病时，代拟除目如絛；及其病棘
时，侥觊恩赏如僖。”吴昌裔认为史宅之的角色与蔡京之子蔡絛无异。史宅之有时也秉承父意修改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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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草拟的诏书。如绍定四年（1231）临安大火，连太庙也被焚毁，相府却安然无恙，这引起了士大夫的
强烈不满。理宗被迫下罪己诏，不过学士院所草罪己诏中有史弥远不满意的词句，史弥远遂令宅之径直

① 袁甫：《蒙斋集》卷3《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8页。
② 吴泳：《鹤林集》卷34《周侍郎墓志铭》，第605页。
③ 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丙集《王医》，第108页。
④⑤ 郑真辑：《四明文献集》，十卷清抄本。
⑥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
⑦ ［美］戴仁柱著，刘广丰等译：《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4页。

⑧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50，吴昌裔奏，第1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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