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天地间集》：赵宋遗民的另一部“心史”

“《春秋》笔法”，都经过了诗人心灵的折射，都要透过诗人心灵的悸动去审视。所以，郑思肖将自己鼎革
之际“以道胸中”“不可遏之兴”的诗文集（主要是诗）命名为“心史”。就创作实际而言，《心史》亦集中表
达了遗民郑思肖的“赵宋情结”，真实呈现了他二十多年来“经受的痛苦、激愤、哀愁、幽怨、期待、煎熬”，
“是一部磅礴着浩然之气的心灵史”。对此，明人林古度颇为心会，他说郑思肖“愤宋亡国，恨己无名位，
①
不能灭胡，每有忿懑辄见诸诗文。又以明哲保身，不敢轻露……年已垂老，虑身没而心不见知于后世，取

其诗文，名曰《心史》……盖天地间万物可毁，惟有忠义之气托于文字亘古不化……先生之心精凝结，虽
不函铁沉井，亦不能毁”（《心史序》）。在指出郑氏《心史》见其“忿懑”、托其“忠义”、“心精凝结”的心灵史
意蕴的同时，也点明其具有“见知于后世”“亘古不化”的史著属性。
郑思肖对诗歌“心史”价值的发掘不是特例，实代表了宋元之际诗歌理论与创作中诗史关系的新变
化。身历鼎革之变，出于自我昭证气节和身份、防止后人遗忘或被蒙元胜利者篡改等考虑，遗民的“存
史”意识比较自觉。反映在诗学上，便是“诗史”批评话语和“以诗存史”创作观念的普遍流行。不过，学
界对这两个方面的认知，主要集中在以诗笔叙写军国大事或者诗歌的叙事性上 。比如，对南宋至元初
②
“诗史”概念的内涵，有人认为包括“《春秋》笔法、《史记》笔法、知人论世、忠君和字字有出处”五个方面。
③
具体到宋末，特别强调“宋末士人身处风雨飘摇、朝代更替的历史环境，他们关心的问题是诗歌是否能够
记载和反映历史的重大变化……‘知人论世’说的流行，更可以看到他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创作，来记录整
个时代的大历史”。这个说法不能说不对，但忽视了宋元易代之际人们对诗歌“心史”价值的新认识。
④
事实上，基于“俯仰慨今昔，此怀安可穷”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体验，宋遗民谈论“诗史”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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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往往将《春秋》笔法、知人论世等内涵和“心史”内涵打并在一起。如李珏评汪元量之诗道：“纪其亡国
之戚，去国之苦，艰（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唏嘘而悲，甚于痛哭，岂《泣血
录》所可并也？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
其愁思壹（抑）郁，不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汪元量的诗纪事性比较强，对宋亡之际的重大事件
⑥
多有反映，然李珏更为强调的是其记录了诗人“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哀而不怨，唏嘘而
悲，甚于痛哭”“愁思抑郁，不可复伸”等种种心灵悸动情状及轨迹的“心史”价值。再就创作而言，宋元之
际记载军国大事的诗作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诗人创作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抒忧泄愤，所谓“怀昔悼今，其音
哀以思、哀而伤，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虽说“抒情”是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传统，但“国家不幸诗家幸”，
⑦
对于深受理学“忠节”观念影响的宋代士人而言，易代之变无疑激发出他们思想、情感的巨大能量，使其诗

歌所蕴情感的强度和密度大增，进而凸显诗为“心史”的性质。诗为“心史”说彰显了诗歌“善传心曲”的
文体特征和诗人的主体性，在对“抒情”传统的强化中于诗史关系做出新的阐发，具有重大的诗学史意
义。明清之际，吴伟业基于和宋元之际士人异代同悲的体验，提出诗“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矣” ，进
⑧

① 金学智、陈本源：《〈心史〉：郑思肖的赵宋情结》，《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② 前者如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七章第三节《杜甫“诗史”精神的大力弘
扬》，后者如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二章《以诠释杜诗为中心的宋代“诗
史”说》。
③④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第68，87页。
⑤ 何新之：《秋夜泛舟》，谢翱编：《天地间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文中凡引该集诗文皆
据此本，不再另行出注。

⑥ 李珏：《书汪水云诗后》，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一“汪元量研究资料汇辑·序跋之属”，北
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8页。
⑦ 方回：《送罗架阁弘道》序，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 6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
第41495页。

⑧ 吴伟业：《且朴斋诗稿序》，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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