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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中亦颇多纠葛：“今之琴史描述明代浙派与江派的对峙，江派的‘正文对音’大致从万历年间的杨表正算
起，而实际上一个甲子之前的《浙音释字琴谱》就已经是如此做派，看来所谓逐声填词的‘江派’，其祖师
爷正是朱宸豪。不过当年他所标举的却是‘浙音’，除了其祖朱权的琴学确有此渊源，想来还为了有别于
《太古遗音》之类的，不想反过来却成了‘江派’的源头。”
①
可见，元明时期，“浙操”与“江操”琴曲不仅甚为盛行，而且亦颇多变化与纠葛。到了清代，“浙操”仍
频见于记载，只是“江操”较少为人提及了 。
②
浙操、江操及其带有遗民色彩的琴曲在元明时期之所以广为流传，应是和政治文化背景及社会大环
境相因应的。
传统中国，王朝虽然不断更替，但新旧王朝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基础却往往并无二致。其中对于忠义
的宣扬和历史书写便是其政治理念和思想基础的表现之一。宋元鼎革，基于王朝正统性与合法性考虑，
宋朝的忠义之士，包括与新朝不合作的遗民，无疑是元朝的“敌人”。但从伦理规范看，忠义精神又是中
国传统社会一贯的道德追求，必须弘扬。故元初虽曾“讳言宋事”，但有元一代，上至皇帝、下至朝臣并未
颁布限制对宋季忠义宣扬及历史书写的制度或法令，对遗民亦未给予极力打击，而是屡作征召优容。元

末重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史，顺帝更下诏不须回避前朝忠义。《宋史•忠义传序》称：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
韩通，次表卫融，足示义向……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
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奉诏修三史，集儒臣议凡例，前代忠义之士，
咸得直书而无讳焉。 ③
尽管宋元之际“忠义”涵义逐渐明确为“殉节”，而真正被宣扬和书写的忠义之士仍为少数，但这一政
治文化氛围，无疑有利于遗民文化的传播。就其遗民群体思想内涵而言，其琴曲中表达的“惓惓之意”，
有忠君的价值立场，且颂扬伯夷、叔齐、屈原等一类人物，与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特别是宋以后形成
的忠节观相一致。故在元代，虽然有人对“浙操”“江操”指摘批评，但两派琴曲附加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
内涵，却仍有着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广为流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明代以后，对于遗民琴曲而言，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更是有利。明朝建立以后，以继宋正统自居，对
于宋代文化及史事极为关注。首先，对于古琴音乐文化方面，可见的事实先有燕王朱棣召见“徐门浙派”
传人徐诜（字和仲），“永乐初，朝廷征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和仲、松江刘鸿、姑苏张用轸同诣阙
廷”，并命人编撰《大明永乐琴书集成》，后有宁王朱权于洪熙元年（1425）编成《神奇秘谱》。其次，明人
④
不仅大量撰述宋代历史，对宋季忠义故事的宣扬、书写与传播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如入明以后，文天祥
这种忠节义气和风范每每唤醒世人的历史记忆，上至官府，下至民间，以传记、书志和建祠、立碑、刻铭等
诸形式传承建构，使得他的事迹影响与精神传承空间不断扩大，成为忠臣义士和文人士子的效法模范与
敬仰对象。成化、弘治以至嘉靖年间，明人在南宋覆亡之地新会厓山大建祠堂庙宇，祭奠所有为国殉难
的宋季忠义之士，并先后三次编修《厓山志》，以表彰宋季忠义的政治意义和伦理价值，烘托明王朝的正
统性、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南宋遗民亦自然成为明人颂扬的对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程敏政
⑤

① 王风：《南宋浙派古琴源流并及琴曲〈秋鸿〉作者考辨》，《琴学存稿：王风古琴论说杂集》，第38页。
② 参见（清）范尔梅：《雪庵文集》之《周山人题辞》，清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9辑
第22册，第13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446《忠义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49—13150页。
④ （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 49《方技·徐和仲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248 页；（明）都穆：
《都公谈纂》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8页。
⑤ 以上关于元明忠义宣扬与书写的问题，参据熊燕军：《“传奇”的背后：宋季忠义袁镛的历史书写及相关问题——
从〈延祐四明志〉未立袁镛传谈起》，《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0卷，2018年，第7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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