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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殊视角进行关注。国外文献表明金融背景 CEO 能够促进企业的财务规范并且增加外部融资规模，例如
金融背景 CEO 能够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Oradi et al. ，2020）、持有更少的现金、更多的债务以及进行更

多的股票回购，在投资决策上是精明的，即在核算项目时使用项目层级的折现率而非公司层级的折现
率，同时公司有较低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Custodio & Metzger，2014），在 IPO 之前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
性更小（Gounopoulos & Pham，2018）。国内的研究主要发现，财务经历的 CEO 促进了公司资本结构优
化，并降低了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对公司有正面影响（姜付秀和黄继承，2013），金融背景高管能

够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邓建平和曾勇，2011），金融背景 CEO 能够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杜勇等，
2019）以及金融背景CFO造成企业应计质量降低（程富和吴粒，2022）。
与并购相关的文献中，有国外学者研究董事金融背景而不是高管金融背景与并购的关系，同时，其
强调金融背景董事可能存在代理问题。Güner et al.（2008）的研究发现董事会中的银行家存在尽管增加

了公司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公司资金充足，增加了并购次数，但是并购绩效却变差了，其原因是该类董事
存在代理问题，会为有联结关系的银行牟利。因此，研究金融背景高管的作用也必须将可能存在的代理
问题考虑其中。
同时，已有文献多讨论 CEO 以及董事特质的作用，对高管团队特质进行研究的较少，而高管团队特

质对公司活动和绩效的解释通常比 CEO 特质更强（Hambrick & Chen，1996），因此关注整个高管团队的
研究是对高阶理论更有力的验证，尽管公司 CEO 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力，但实践中更多的决策和执行任
务都分担到所有高管成员身上，研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根据相关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可能由于代理问题，给企业并购带来负面影响，也可能由于自身具备
的丰富社会资本，为企业并购带来正面影响。
首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表明，一方面，学者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可能管理层导致会高估并购
收益，从而进行无法创造价值的并购活动，过度自信增加了高管并购的倾向（Malmendier & Tate，2008），

特别是多元化并购（Brown & Sarma，2007；Doukas & Petmezas，2007）；另一方面，学者研究发现管理层
权力（Grinstein & Hribar，2004；傅颀等，2014）会导致并购倾向增加但绩效可能受损；此外，如果存在大
量自由现金流，管理层可能出于个人利益进行并购以形成堑壕效应，降低被取代的可能（Jensen，1986）。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背景高管能够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邓建平和曾勇，2011），导致企业拥有更

多自由现金流，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导致管理层滥用资金进行堑壕行为（Jensen，1986），进行数量更
多但效率更低的并购投资，同时，具有专业背景的管理层容易出现过度自信的现象（潘爱玲等，2018），
在投融资决策方面拥有更多决策权力和决策压力，因此也可能导致并购倾向增加但绩效可能受损。
然而，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Coleman（1988）首次明确了社会资本这一概

念，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即为社会资本，企业经营者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联
系被称为企业的社会资本（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社会资本是为了帮助企业获取资源，以往文献表
明金融背景高管曾经在金融行业有过长期且重要的任职，在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能够帮助
企业获取更多投融资资源（Güner et al.，2008；邓建平和曾勇，2011），因此金融背景的本质可能就是一

种社会资本。此外，企业并购是一项特殊的投资，近年来，其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并
购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周小春和李善民，2008），高管的丰富社会资源能够在节约信息搜集成本、交
易成本和控制交易风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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