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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避的进步，那么，康德就领先于老子，他肯定了理性启蒙对于人类的积极意义，认为理性的觉醒虽然从个
人角度看是损失，但对于大自然的安排来说却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整体收获。在康德看来，人类脱离所谓
最初的天堂，是从单纯动物的野蛮状态过渡到人道状态，从本能的摇篮过渡到理性的指导，从大自然的
保护制度过渡到自由状态。这对于物种来说是一场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相反，如果把理性启蒙视为
从原初安宁状态的倒退，甚至是一场灾难，人类理应尽力避免，那么，康德就落后于老子。老子早就指出
知识会带来混乱与纷争：“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
八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 西方在经历康德等人所代表的 18世纪的理性启蒙之后并
①
未如愿进入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而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陷入各种精神危机和战争危机。这一方面
是对老子思想的验证，另一方面也反证老子的智慧可以为西方提供某种启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
后，不少西方哲学家将目光转向东方。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提出，为了让智慧重新充实起来，也为
了区别智慧与哲学，人们必得到东方游历一番，希望能够在另一种光（一种斑驳之光，斜射之光）的照耀
下，让智慧站出来与理性对峙，以便重新审视理性的偏见 。其实，康德自己也看到了理性的觉醒会使人
②
类陷入骄奢淫逸，但是，他认为人一旦尝到自由的滋味，就不可能再返回到奴役即受本能支配的状态。
随着理性的逐步发展，人类终将意识到自己才是自然的目的。康德肯定文化与人类天性的冲突的正面
价值大于其负面作用：“所以从这场冲突里面就产生了压迫人生的全部道道地地的灾难以及玷污人生的
全部罪行。可是，使人们因之而犯罪的那种冲动的本身却是好的，并且作为自然秉赋而言乃是合目
的的。”
③
这样看来，康德与老子正是在理性启蒙这一人类的十字路口分道扬镳：“康德哲学从头到脚都是意
识哲学。他在其分析中尝试去澄清一切知识的先验条件，由此整体认识先天地就被分割到纯粹知性认
识的要素中去了。那去分析之物正是‘统觉的源初综合之统一：我思’。在康德那里，出发点是主体，它
分析自己的先验意识基础……在老子思想中没有主—客体分离的话题，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避开了，如
果人们依循着‘道’来生活和处事的话。因此，这两者在源头上的引导性发问就是有基础性差异的，就此
而言也妨碍着任何的切近。”尽管如此，康德和老子都把战争视为对人类的威胁并试图阻止战争以维护
④
和平，因而他们之间仍可以进行建设性对话。在如何实现和平的问题上，康德和老子都并非单纯用和平
否定战争，而是看到战争本身尽管难以完全避免，却可以成为达成和平的手段，只是他们分别赋予这种
手段以积极和消极的不同意义。对于康德，战争使人类意识到理性和道德的意义从而构建起法治下的
和平。对于老子，战争使人认识到知识和欲望的恶果从而回返原初无知无欲的自然的和平状态。在现
代社会，战争正愈来愈具有破坏性，防止战争维护和平变得日益迫切。无疑，没有以理性知识为基础的
道德和法治，人类要实现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然而道德和法治也并非万能，正视其局限性，肯定人的
自然性和整全性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康德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虽看似相互反对，实则相反
相成，相得益彰。
其次看尼采与老子。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文第一节“三种变形”对理性和欲望做了反思和
批评，表现出与老子思想的某种相似性，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距甚远。精神的三种变形中
的骆驼、狮子和孩子分别代表“你应”“我意愿”（“我要”）和“我在”（“我是”）。“你应”是指遵从具有普遍性
的客观规律，社会由此构建起秩序与和平；“我意愿”是指遵从自我的意愿，社会由此陷入相互冲突和战
争状态。因此，从“你应”到“我意愿”是从追求和平到追求战争的转变。为什么“我意愿”还要向“我在”
转变呢？这是因为我并不能意愿过去，“它曾是”对于我是一块不可推翻的石头，“我意愿”其实仍被囚于

①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43、150页。
② ［法］弗朗索瓦·于连著，闫素伟译：《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页。
③ ［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69－70页。
④ ［德］R. 艾尔伯菲特著，朱锦良译：《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通往“重演”的知识》，《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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