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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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报刊与李清照的接受
种是反面的典型,被痛斥为男尊女卑的祸首 ,而这天差地别的升降、褒贬都与《女诫》有关。晚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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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兴女子教育,班昭被尊为女子教育的楷模,甚至被提议在女子学校代替孔子成为女圣人 。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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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提及中国历史上可资为典范的女性,总少不了班昭的大名 。但戊戌变法前后,男女平等的现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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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班昭的《女诫》只有对立而毫无调和的可能。不断有文章抨击她为男尊女卑的祸首 ,甚至直接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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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是中国妇女界第一个罪人”为题大做文章。如果说在女子教育以及证明女子的能力并不亚于男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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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话题方面,班昭具有典范作用,那么一旦论及具有现代品格的新女性所应取法的先进品格,班昭便
被排除在外,“对于新国民的精神铸造,班昭已全然丧失了价值”。所以,班昭和李清照,前者是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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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古代妇女的楷模;后者则是具有人格魅力的女文学家,可作为新时代女性的典范。
与班昭排名不相上下的是建安时期“博学多才,妙于音律”的蔡文姬。在报刊上的 50篇文章中大部
分文章突出了她的文才,有文章褒扬其《悲愤诗》中表达的爱国情怀,认为她展示了伟大的“母性爱”和
“祖国爱”。蔡文姬的命途多舛,报刊在介绍其身世经历时,大多同情其悲惨遭遇,而回避了道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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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篇文章痛骂蔡文姬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嫁,毫无羞耻之心 。虽然蔡琰的传奇经历在面向大众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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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上颇具吸引力,而且五四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已使女性改嫁获得了颇为开明的接受态度,但是传统观
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文人对于将视为楷模的女性改嫁,还是持保留态度的。蔡文姬的改嫁,史书上言之凿
凿,而李清照的再嫁一直未有定论。绝大多数报刊文章是否认李再嫁的,他们都将俞正燮的《易安居士
事辑》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辩白依据,却又鲜有人考据俞氏的说法是否正确。事实上,俞正燮对妇女再嫁
是持通达且同情态度的,“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他主张男女平权,妇女愿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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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嫁,听其自择。而俞正燮对李清照“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不能接受,所以会说“余素恶易
安改嫁张汝舟之说……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侩”。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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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这些“表现出俞正燮对女子再嫁的某种保留与犹豫。就普通妇女而言,改嫁在俞氏眼中不成
问题,而如李清照一般的才女,则该另当别论,如若再婚,也须有与赵明诚相当的才华,方称匹配”。可
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被推崇为女杰的古代女性是不允许有道德污点的。蔡文姬的再嫁已被写入
《后汉书》,不容置疑,而李清照的再嫁却始终没有确凿的定论,有辩诬的空间。所以在两者之间,李清照
更具有塑造成女杰的优势,相应的,蔡文姬出现在女杰提名中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至于与李清照同时代的朱淑真,她的词作多沉浸在小我的愁情之中,鲜有家国情怀,其他被提及过
的谢道韫、伏女等古代才女,更是不具备相比较的特质。
由上可知,李清照不仅能够被塑造成女杰,而且比其他古代才女更有优势。令人惊奇的是班昭、蔡
文姬在报刊上都有一些批评甚至是责骂的文章,而晚清民国报刊一改此前李清照接受史上毁誉参半的
局面,都是清一色的赞美之词,唯独有一篇李长之的文章《李清照论》,推崇和批评都有惊世骇俗之词。
他一方面说李清照的《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和《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可与屈原、李白、杜甫一
流诗人媲美,其人格高贵,像屈平、陶令;另一方面又认为李清照代表不了“婉约派”(主要是作品太少),
①③ 夏晓虹:《问题与方法:我的晚清女性研究》,《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② 薛绍薇:《创设女学堂条议并叙》,《求是报》9―10册,1897年12月。
④ 炼石(燕斌):《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号)1907 年第 1 期;张昭汉:《女学文丛:班昭论》,《女子世界
(上海1904)》1907年第4/5期。
⑤ 周之风:《人物介绍:班昭是中国妇女界第一个罪人》,《广西妇女》第22―23期。
⑥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⑦ 羊驹:《建安女诗人蔡琰:中国伟大女作家研究之一》,《妇女共鸣》1943年第4期。
⑧ 梅奇珍:(新加坡养正学校女子部高小第一年生):《蔡文姬论》,《中华妇女界》1916年第3期。
⑨ 俞正燮撰,于石等校点:《节妇说》,《俞正燮全集》卷13,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631页。
⑩ 俞正燮撰,于石等校点:《易安居士事辑》,《俞正燮全集》卷15,第777页。
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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