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拟定了一个看似别扭实则精准的概念，曰“叙事体的抒情诗”。尽管檀郎或谢娘等等几乎算不上真正意
①
义的人物，词人甚或无意于叙事，但既有名姓，又有人物关系，这些形象也就因而具有一定的“角色”意
味，这些词也就成了“代言体”。谢娘是男性眼中的情侣，檀郎也是女性恋人眼中的情郎。当张泌《浣溪
沙》满含憧憬地描绘“小楼高阁谢娘家”，晏几道《鹧鸪天》自我忏悔说“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
桥”时，词人本身就扮演了檀郎的角色。如果借用浦江清常用的“以曲释词”之法，唐宋词中的那些伤春
伤别之作，也可以说是由小生、小旦组成的“二小戏”。词的文本中可能只写了一个美丽而感伤的谢娘形
象，而画框之外总有一个含情脉脉的檀郎在；反之亦如是。这种抒情与叙事相兼的表现手法与审美意
味，与一般的徒诗或文人叙事诗是判然有别的。
其二，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类名人物，彼此具有不同的表现功能和审美效果。类型化的人物不仅出现
在古典诗词中，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叙事作品中也存在。比如衙役中的董超、薛霸，在宋元话本《简
帖和尚》，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明代小说《三遂平妖传》中都曾出现过。在《水浒传》中更是前后
出现两次，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押解林冲的就是他们两个，那时候他们两
个是开封府的解差；到了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押解卢俊义的还是他们两个，
这回他们是大名府的衙役。为了弥缝他们从开封府到大名府的蹊跷，《水浒传》作者还特地加了说明：
“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
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其实为了两个路人甲乙式的边缘人物，本来用不着专门
②
交代，只是这董超、薛霸似乎已成衙役之通名，所以不吝笔墨来疏通前后。
更为典型的类名形象是说媒的王婆。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中，媒婆几乎都姓王。如《京本通俗小
说》中的《西山一窟鬼》写道：“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半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原来
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盖自此以后，媒婆就基本上被王姓所垄断了。元杂剧中如《赵盼儿
③
风月救风尘》《叮叮珰珰盆儿鬼》等剧中都有王婆，但那个“隔壁王婆”基本就是路人甲，在推动剧情发展
方面作用不大。而到了《水浒传》中，那个撮合宋江、阎婆惜的王婆，和那个帮西门庆笼络潘金莲的王婆，
就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媒婆，而兼有助推叙事的特定功能了。在晚明时期的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中，王媒
婆的形象愈见其稳定。如《喻世明言》中的《史弘肇龙虎风云会》，《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
《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拍案惊奇》中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韩秀才乘
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其中的王婆都是以说媒为生的。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现象，王婆应是
不可回避的人物。
两相比较，可知同为类名化人物，诗词与叙事性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固自有别。诗词中的孟姜、
罗敷是美女之类名，唐宋词中的檀郎与谢娘等是男女情侣之类名，基本上是取代南朝民歌中的“郎”“妾”
之称，此外并无多少社会内涵。而小说、戏曲中的董超、薛霸、梅香、张千以及王婆之类 ，则多是世俗社
会中某一阶层或某一职业人物之类名。这些类名所负载的是人物的等级身份以及世俗生活气息，为主
要人物及故事情节营造一种“接地气”的环境氛围；而诗词中的类名人物则已然诗化，它们代表着生活中
某一类人物的形象特点，除了一般姓名的个体性符号功能之外，所具有的主要是由长期的创作与阅读积
淀而形成的某种文化意义和审美意味。它像一个“语码”，因为某种音韵效果和长期的审美积淀，看到它
就会涌起一些美好的、优雅的联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崛起，雅俗文学两大阵营中的类名也会出现交融互渗
现象，一些常见于通俗文学的类名也会出现在诗词中。如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其《射阳存稿》中有词
近百首，不仅词风近俗，其中出现的人物也时时透露出作者的小说家身份。如其《点绛唇》：“待月心情，

① 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② 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799页。
③ 《京本通俗小说》第12卷《西山一窟鬼》，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5页。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