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檀郎与谢娘

音徽断绝，有恨欲凭谁说。”晏几道词中并无“阮郎”字样，但他这首词可以视为咏本调，即以调为题。所
谓“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即未归来，即绝音徽也。另如顾敻《酒泉子》，曰“谢娘敛翠恨无涯”，
又曰“堪憎荡子不还家”。此处“荡子”可替换成“阮郎”，因为一去不回家的总是阮郎，换成檀郎则不可。
在唐宋词中，萧郎颇与阮郎相近，也是女性伤别与怀思的情郎形象。如李珣《中兴乐》上片：
后庭寂寂日初长，翩翩蝶舞红芳。绣帘垂地，金鸭无香。 谁知春思如狂，忆萧郎。等闲一
··
去，程遥信断，五岭三湘。
朱敦儒《浣溪沙》：
碧玉阑干白玉人。倚花吹叶忍黄昏。萧郎一去又经春。 眉淡翠峰愁易聚，脸残红雨泪难
··
匀。纤腰减半缘罗裙。
周密《清平乐》：
晚莺娇咽。庭户溶溶月。一树桃花飞茜雪。红豆相思暗结。 看看芳草平沙。游鞯犹未归
家。自是萧郎飘荡，错教人恨杨花。
··
这些都是思妇怀人之词，抒情主人公是思妇，萧郎只是其怀思的对象。周密的“自是萧郎飘荡，错教
人恨杨花”，是别出心裁的名句。其意是说应该恨的不是那些牵绊萧郎的风尘女子，而是忘恩负义的萧
郎。因为同样是远游不归的情郎形象，这些词中的萧郎和阮郎也是可以互换的。

四、唐宋词类名的文化意味

在以上缕述举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唐宋词中的类名现象试作归纳分析。
其一，唐宋词中的檀郎、谢娘等类型化人物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音乐文学的产物。古典诗
词中的有名姓的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史人物。如李白《永王东巡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
谈笑净胡沙。”杜甫《咏怀古迹》：“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持节云
中，何日遣冯唐？”辛弃疾《贺新郎》：“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这类人物形象多出现在咏史、怀古类
作品中，或用作典故，或借对古人的选择认同以自况。二是作者身边实有的人物。如杜甫《饮中八仙歌》
中的贺知章、崔宗之、张旭等人；柳永《木兰花》四首中的“心娘自小能歌舞”，“佳娘捧板花钿簇”，“虫娘举
措皆温润”，“酥娘一搦腰肢袅”；晏几道《小山词》中时时出现的四个歌女莲、鸿、 、云等人。当然也包括
诗词中出现的题赠对象，如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
旨》“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这是生活中实有的人物，这些名字也是个性化的专名。三是本文
所探究的类名化人物。如《诗经》中的孟姜，汉魏乐府诗中的罗敷以及唐宋词中屡屡出现的檀郎与谢娘
之类。这些虽然只是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但不像乐府民歌中那样称郎称妾，或现代民歌中的阿哥阿妹，
而是赋予其一个类名；虽然这个类名就像山西民歌中的兰花花或苏联歌曲中的喀秋莎一样，亦不免于虚
构拈连，但既有此名目，就比泛泛而言的郎情妾意更多了一些真切具体的个性化意味。
唐宋词本来就是乐府之属，而乐府与徒诗的主要区别：一是音乐性，二是叙事性。明代徐祯卿《谈艺
录》云：“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许学夷《诗源辨体》说：“盖乐府多是叙事之诗，不如此不足以尽倾
①
倒。”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卷首“例言”中云，乐府和古诗“较然两体”，而“措词叙事，乐府为长”，都是在
③
②
强调乐府诗的叙事性特色。对于汉魏乐府或唐宋词而言，“角色即叙事”，即设为人物口吻，以特定视角
来观察或抒写自己的感受。即使像汉乐府《上邪》或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那样通篇都
是呼告式抒情，因为那是人物角色之心理口吻，所以也仍然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葛晓音教授因此给它们

①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9页。
② 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③ 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卷首第1页。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