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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但黄静和屠梅曾（2009）、杨耀武等（2013）等在考察房产财富对不同年龄段家庭消费的影响时，却发现房
产财富对老年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居然小于年轻家庭。毛中根等（2017）发现房价上涨对有房家庭消
费的促进效应，并没有显著大于无房家庭。上述发现与财富效应的理论预测相悖。
信贷约束效应是房价或房产财富促进家庭消费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或机制。根据信贷约束效应的逻
辑，房价上涨住房价值增加，增强了有信贷约束家庭获取抵押贷款的能力，放松了流动性约束，从而促进
家庭消费（Windsor et al. ，2015；Atalay et al. ，2016）。国内文献较少论及住房财富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
信贷约束效应，可能是由于我国房产抵押再融资机制还不够畅通，金融体系也不够完善。
现实数据呈现的房价与家庭消费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受共同因素如预期收入变动的驱动

（Attanasio & Weber，1994；Attanasio et al. ，2009）。自 1998 年以来，我国普遍经历了房价快速上涨，同期
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容忽视，如 1998—2018 年人均 GDP 年均增长达到了 8. 36%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
①
长的过程中，家庭会形成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不仅会增加消费，也会提升对房产的需求。若住房供
给相对稳定，则房价上涨。共同因素如典型的预期收入机制，可能才是我国房价与消费正相关关系一个
更合理的理解，但当前研究还没有对此进行严谨深入的探讨。
本文综合借鉴 Attanasio et al.（2009）、Windsor et al.（2015）和 Atalay et al.（2016）等识别上述三种机
制或渠道的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我国房价和房产财富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
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与此前文献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综合探讨了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
包括财富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的因果机制，以及共同因素如预期收入机制，有助于多维度深入理解两者
之间的关系。第二，对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发
展背景、制度特征和家庭行为特征对实证发现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共同因素的预期收入机制才是核心
主导机制的发现，为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诠释。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实证分
析，系统探讨房产财富和房价、预期和未预期房价与不同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关系的差异，对我
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实证识别，并分析实证结论的原因；第五部分为结论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关于房产财富或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生命周期理论（Life-cycle Model：
LC）和持久性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的基础框架。基于此经典框架，家庭消费是
资产财富和一生总收入的一个比例，该比例与户主可以享用的时限有关，时限越长该比例越小。该框架
并未区分资产的类型，后续研究区分了金融资产（包括风险和无风险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Bostic et
al. ，2009）、甚至生产性资产（李涛和陈斌开，2014）、养老金财富（孟醒和申曙光，2016）等类型。资产价
格冲击会通过改变家庭的持久性财富水平进而影响消费，如房价上涨增加了住房拥有者一生的资源或
财富水平进而促进消费（Campbell & Cocco，2007；Attanasio et al. ，2009），即通过财富效应渠道影响家庭
的消费决策。并且，住房资产与传统的金融资产不同，兼具资产和消费双重属性，还可用于抵押融资，可
通过信贷约束效应影响家庭消费（Windsor et al. ，2015；Atalay et al. ，2016）。最近的研究表明，房产财
富增加或房价上涨，的确增强了有房家庭的抵押获贷能力（DeFusco，2018；Cloyne et al. ，2019）。
也有文献认为，房产财富或房价与家庭消费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或相同
的趋势，只是因为同时受共同因素如预期收入的驱动（Muellbauer & Murphy，1990；Attanasio & Weber，
1994；Attanosio et al. ，2009）。有学者早在 1990年就提出了消费和房价受未来收入预期调整共同驱动的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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