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故国已远：两宋之际一位陕西地方士绅的自处与处世

的世界毕竟与他的现实有巨大的悬隔，而异族的入侵恐怕也没有带给他实实在在的切肤之痛。此种情
境下，一边是遥不可及的“国”与“君”，另一边则是故国不曾带给他的主簿职位，倾向于后者几乎是一种
本能，无关情感、道德，甚至也无关乎“选择”与“抉择”。

三、故国视角：忠义”的想象与现实
“

如果站在封舣的角度看待他在两宋之际的自处与处世，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因宋金易

代而发生的人生转变。他参加过宋的科举考试，也当过金的蒲城主簿，一切行为都是基于自身的眼界与
经历做出，“国”于封舣太过遥远、模糊，因此也未曾生出“亡国恨”之类的情感，自然也不会将出任金人的
蒲城主簿视作对“故国”的背叛。不过，从南宋的立场来看封舣成为金人所命蒲城主簿一事，显然也与他
们希冀的、理所当然认为应该具备的“忠义之节”相差太远。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大举侵宋，关中一带空虚，四川的宋军便趁机突
入关中。其中有一个同样发生在蒲城县的场景，李心传根据“金国翰林直学士赵可所撰《乔扆墓志》”修
入了《要录》中。其文曰：
时关陕空虚，华州密迩商、邓，人心惊摇，金所命蒲城令与尉皆遁去。丞乔扆召耆老告之曰：事
“
“
势若此，南军且至，尔等何以御之？”皆曰：有降而已。”扆曰：即偏师至，南军奔溃不暇，从之而去者
“
死于蹂躏，其不能出者，责以背叛孥戮之。莫若一心固守，此万全策也。”既而有谋翻城内附者，扆执
而戮之，众乃止。扆，平阳人也。 ①
李心传在注文中还附录了《乔扆墓志》的原文，另外加了一段按语：“此可见人心戴宋之深也。扆本
中国人，乃不顾大义如此，可胜诛哉！”
与《乔扆墓志》原文相比，李心传删修后基本符合原文之意，惟更加突出了“戴宋之深”的表达。所谓
“戴宋之深”，其具体所指无非两处：其一是蒲城耆老面临乔扆“何以御之”的追问，答作“有降而已”；其二
是蒲城人中“有谋翻城内附者”。不过，即便是李心传修改过的文本，“有降而已”和“翻城内附”能否说明
“戴宋之深”，都是值得怀疑的。从乔扆所言“死于蹂躏”“孥戮之”，所行“执而戮之”来看，既然蒲城百姓
可以因为怕死而选择固守，为什么就不能因为怕死而选择“降”与“内附”呢？因此，蒲城百姓无论是出降
还是固守，既不是宋人所说的“戴宋之深”，也不是金人所言之“感君之恩”，而是从自身生死、个人利益
②
出发做出的本能反应。其行为与封舣出任金人蒲城县主簿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与“戴宋”“感君”无关，更
与“忠义”与否无关。
至于“扆本中国人，乃不顾大义如此，可胜诛哉”的评论，则反映了李心传对乔扆有“大义”的期待与
期待落空的失望，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本中国人”的乔扆就应该“顾大义”，否则就应以“诛”处之。显然，
李心传并没有，可能也不屑于从更深层次的因素探究乔扆为金人固守蒲城的原因，只是将其简单归因为
乔扆个人的“不顾大义”。同样，将乔扆的事迹、蒲城百姓的反应与本文主人公封舣的行为作比对，当然
也不能轻易认定封舣的行为就是丧失“忠义”的“失节”行为，从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其进行挞伐。
事实上，对与乱世相浮沉的底层民众和基层小官责以“忠义”大节是相当困难的。在承平时节，“国”
的面目是遥远而模糊的，他们也很难感受到“国”在日常生活中带给他们的方便与利益，甚至在日常的催
督赋税、征发徭役的场景中，“国”反而是以催讨者、压迫者、剥削者的面目出现。如果没有切身体验到
“故国”带给他们的欢乐，“新邦”带给他们的痛楚，他们很难在易代之际生出对“故国”浓烈的“爱”和对

① 《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己未，第3册，第764—765页。
② 《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己未条注文引《乔扆墓志》，第3册，第765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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