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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5 期

安新民。”从这份诏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金在北宋灭亡之初，对新占领的河北、河东郡县僚佐的选择明显
①
倾向于进士出身的士人，想必在占领陕西州县后，金人依然会保持同样的倾向。封舣虽未中进士，但连
续两次通过发解试的经历在本县范围内本就是凤毛麟角，能引起金人注意也就毫不为奇。综合这些条

件，才是封舣能成为金军占领下蒲城县主簿的主要原因。
站在南宋的立场来看封舣，显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耻之徒。深受赵宋“祖宗二百年涵养之泽”的
②
封舣，在北宋亡国未远之际，在南宋仍控制陕西诸路绝大部分州县的情况下，一个曾接受儒家圣贤教育、
曾参加过“本朝”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居然毫无气节、毫无廉耻，心甘情愿地做了异族侵略者的走狗，其人
其行简直无法容忍。
不过，从封舣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父祖辈的努力，给封舣出生前的家庭
带来了衣食无忧，但父亲早亡，兄夭姊幼，尚在母腹中的封舣，能否享受到富裕家庭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虽系于胎儿之性别，但更由母亲冯氏的选择来决定。封舣人生中的第一个关键时刻，他甚至都没有机会
参与，母亲生男守孀的抉择，相当精明，也让封舣一出生就能够享受到父祖努力的红利。

封舣长大后，母亲再次替封舣的未来人生作出抉择，力所能及地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希图通过教
育由商转儒，改变家庭的阶层 。不过，封舣虽努力学习，但也仅能通过发解试，并没有最终考中进士，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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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完成阶层的跨越。事实上，尽管宋朝从太宗时期即扩大科举取士，并努力保证科举的公平，但通过科
举之路走上仕途之人仍是凤毛麟角。以蒲城县而论，整个北宋时期，也只有窦世昌一人得中建中靖国元
年（1101）进士，即便入金之后，蒲城县籍的进士也只有六人 。这也说明，尽管封舣没能进士及第，但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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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通过发解试的经历，在蒲城县域内即已能跻身当地“知识人”的圈层，从而对地方事务具有了一定的影
响力。这其中固然有封舣个人的努力，但大体的人生方向却是由其母冯氏的选择而决定的。
北宋亡国时，封舣已年近四十，凭借自身的家庭条件、“知识人”的身份，在家乡蒲城已然能称之为地

方士绅。当金人力图稳固控制蒲城县，而急需代理人时，封舣凭借自身条件，理所当然地成为蒲城主簿，
这不但反映出封舣在本地的实力与影响力，也说明封舣对来自遥远北方的异族占领者并没有持激烈排
斥的态度。封舣的态度，到底是面对山河破碎有心无力的无奈，还是无动于衷的麻木，抑或是贪生怕死
的无耻？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从《封公墓志》中透露出封舣有限的经历来看，“朝廷”“君主”离封舣的人生太过遥远，其活动范围大
概率不出蒲城县及周边地区，即便曾有两次赴京省试的旅程，但也多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所能接触到
的人大体也应与他阶层相近。除了本地的基层官员，对于更高级别的官员，即便封舣有机会接触，恐怕
也只能是仰望而不会是直接的交流，更不用说交往与互动。如此的眼界与经历，充斥封舣内心的只能是
个人、家庭、家族和乡里，很难让他生出家国天下、忠君体国的情怀。即便他曾接受儒家的教育，但书中

① 脱脱等：《金史》卷3《太宗纪》，第57页。
② 宗泽：《宗忠简公文集》卷1《乞回銮疏》（第二十三次），《宋集珍本丛刊》第30册，第779页上。
③ 美国学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曾指出：“即便在都城精英家庭的全盛时期，远在乡闾间富有的布衣群体也在
快速蓬勃地发展。而且最重要的是，家业兴旺的乡村家庭，无知或者无惧于盘踞在朝廷的都城精英家庭的霸权，往往开
始培育他们的子弟（或更确切地说是部分子弟）来应举。”见［美］柏文莉著，刘云军译：《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
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264页。吴铮强亦有相似的论断：“地方科举或士人社会的构建，与其说是朝
廷士大夫阶层的地方化，不如说是地方富户的士人化过程，毕竟富户在地方有稳固的势力，而科举业儒是他们不得不追
随的时代潮流。”见吴铮强：《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330 页。从这一角度而言，冯氏替封舣作出由商转儒的决定，一方面是冯氏的意愿，但更重要的则是当时的时代
潮流。

④ 邓永芳修，李馥蒸纂：《康熙蒲城县志》卷2《甲科》，《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6册，第50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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