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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最后一部分是本研究的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的双重影响
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影响着社会分层和个人流动，其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交织
在一起。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尤其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农
村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入城镇地区，并且人口流入规模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共同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元城镇化路径。
首先，依靠后天努力（升学、招工、购房等）实现的户籍身份转换遵循精英选择的机制，流入城镇获得非农
户口的人主要是农村中的精英群体（Wu & Treiman，2004；吴晓刚，2007）。其次，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
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刚性需求使得部分农村地区的土地被政府征收或者实现“村改居”，而当地农村居民通
过政策性条件获得了城镇户口，这种方式被称为政策性转换，属于被动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类型（郑冰岛
和吴晓刚，2013）。再次，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城市常住人口属于农民工群体，他们仅仅完成从农村到城镇
的空间流动，虽然主要在城镇就业和生活，但却没有获得城市户籍身份。可以看出，在户籍制度和空间流
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呈现多元城镇化路径，并且不同路径所对应的群体也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对个体经济收入、职业流动等客观
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其中，经济收入方面，有研究将城镇化过程中“农转非”的城市居民纳入研究视
野，发现户口转换所带来的收入优势仅限于通过高度选择性渠道实现“农转非”的群体，表明了户籍身
份对收入影响式微的过程，其在市场部门内尤其明显（郑冰岛和吴晓刚，2013）。另一项研究则得出完全
不同的结论，认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是对于获得城镇户口可能性较低的流
动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提升效应（魏万青，2012）。其实，虽然研究结论存在很大不同，但这两项研究恰
好说明，不同城镇化路径对人们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职业流动方面，有研究关注到，户口转
变和迁移的开放程度与个人向上流动机会的获得呈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化过程中获得城镇户籍的个体
更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陆益龙，2008）。
除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之外，也有研究注意到，从农村到城镇的个体实现市民化的过程本身还蕴含
着社会角色转型的内涵，会经历日常生活、个人主观认知等心理层面的巨大转变，并且不同城镇化路径
群体之间还会存在显著差异（郭未和鲁佳莹，2018）。其具体表现为，政策性城镇户口获得者仅仅是实现
了制度身份的被动转换，个体的人力资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农民工群体
由于户籍与生活场域的分离加剧了其社会融入的困难程度，不仅导致该群体难以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
和社会保障，而且还会造成农民工群体自我主观意识的模糊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过不同城镇化路径成功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或者仅仅是实现了空间流
动，其不仅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而且还很可能会对个体的主观认知产生影响。而主观阶层
认同 则是个体主观认知的重要方面。总体来说，当前学术界有关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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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刘欣，2001；高勇，2013；范晓光和陈云松，2015）。但是，目前聚焦于城镇化过程与
个体阶层认同的系统性研究还相对较少。虽然有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
实力、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等都会对农民工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该研究只关注了农民工群
体，却忽视了广大的“农转非”群体（张卫国等，2017）。有鉴于此，本文将试图探讨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元
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① 主观阶层认同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是个体阶层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观
的阶层认同不仅是对客观社会事实的简单反映，还体现着个体对自身心理状态、文化因素和社会的感知等，其形成也与
个人成长经历、环境等有密切联系（赵延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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